【第一段落】

解说词：2014年12月15日上午8点30分，一份再审判决书，送到了呼格吉勒图父母的手中，宣告他们的儿子无罪。为了等这一刻，他们已经等了18年。

一切要从1996年的4月9日说起。那一天，呼和浩特第一毛纺厂家属区的公共厕所内，一名女子被杀害。当时，18岁的卷烟厂工人呼格吉勒图和工友闫峰到治安岗亭报了案。而公安机关经过一番调查认为，报案的呼格吉勒图就是“4·09”案件的凶手。经法院审理，呼格吉勒图被判处故意杀人罪和流氓罪，并执行了死刑。随后9年里，呼格吉勒图的家人一直在“杀人犯家属”的阴影下生活。直到2005年，事情发生了意外的转折。那一年，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志红落网，他向警方供述，从1996年到2005年，自己先后作下多起强奸杀人案，其中就包括1996年4月9日晚上，呼和浩特第一毛纺厂的公厕女尸案。

赵志红的出现，让呼格吉勒图的父母坚信儿子是被冤枉的，并开始了长达9年的申诉、上访之路，要求重审“4·09”案件。这期间媒体也逐渐开始关注，呼格吉勒图案的种种细节，开始被公众瞩目。到2014年11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外宣布，对呼格吉勒图案启动再审程序。经过20多天的审理，12月15日，法院公布再审结果，改判呼格吉勒图无罪。

【现场纪实】赵建平（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代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向你们表示真诚的道歉，对不起。对于呼格吉勒图的错判，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从今以后一定会吸取这个教训，决不能让呼格吉勒图这种悲剧再重演。

解说词：在再审判决书中，法院认为，1996年的原审认定呼格吉勒图犯故意杀人罪、流氓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我们采访了再审合议庭审判长孙炜，他向我们一一列举了他认为哪些事实不清、哪些证据不足。

 孙炜（呼格吉勒图案再审合议庭审判长）：证据工作没有尽到职责。列举的证据有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鉴定，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物证检验报告，证人证言和被告人的供述。现场勘查只描述了一个作案地点的情况，厕所的方位是怎么样的，里面的建筑结构是怎么样的，没有任何与呼格吉勒图有关联的内容。尸检鉴定也就是被害人被害的情况，身体损伤的情况，死亡原因的情况，这些都说明不了与呼格吉勒图有什么关联。这些证据里具有指向作用的，只有被告人口供和血型鉴定。

解说词：孙炜说，虽然当年的案卷里列举了不少证据，但真正有一定实际意义的证据，就是物证鉴定。当时，公安在呼格吉勒图左手拇指指甲附着物中检出Ｏ型人血，这与被害人的血型相同，而呼格吉勒图本人血型是Ａ型，这被当做定案的主要证据之一。但一个浅显的道理是，O型血的人很多，显然不能据此就认定，呼格吉勒图指甲附着物一定就是被害人的。

孙炜：O型血是最广泛的一个血型。这个鉴定是太宽泛了，不具有唯一性、排他性，不能得出唯一结论，就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解说词：除了这唯一的物证，当年原审主要的定罪依据，还有呼格吉勒图的有罪供述，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口供。

孙炜：口供虽然也作为证据形式之一，但它是最不稳定的证据。早在1979年刑诉法里就确定了一个基本原则，任何案件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的，没有其他证据证实，不能做出定案结论。1997年刑诉法到2013年刑诉法都沿用了这样一条规定。

解说词：孙炜告诉我们，即使是口供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1996年的原审判决书中说，呼格吉勒图对罪行“供认不讳”。但再审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4月9日事发当晚报案时，呼格吉勒图没有说自己作案，他说自己是上厕所时听到有人喊叫，于是进女厕所看了一下，看见一个人躺在便池的水泥台上，随后跑回车间拉上闫峰去治安岗亭报案。然而仅仅时隔一天，在4月10日的询问笔录中，他却变成了有罪供述，称自己进入女厕所，将被害人拖到矮墙处进行了猥亵。此后，他有不止一次翻供。孙炜认为，口供状况如此反复不定，根本无法作为定罪依据。

孙炜：口供是不稳定的，时供时翻的，它并不是像一审判决书那样说的，被告人供认不讳，他的口供还是不断变化的。即使是有罪供述，他也有各种不断变化的过程，比如说他自己手的动作是怎么样的，腿的动作是怎么样的，怎么对被害人实行暴力这个行为过程，都是不断变化的、前后不一致的、前后矛盾的。此外他的口供还有与其他证据不相互印证的部分。

解说词：孙炜进一步指出，即便单看有罪供述的口供，不仅前后有不一致之处，呼格吉勒图供述的作案手段和尸体检验报告也不相符。

孙炜：被害人的身高他说是1.60米和1.65米两种，这与被害人的尸检鉴定证实的被害人身高不一致。他还说被害人是长发、直发，这与尸检鉴定证实的被害人是短发卷发不一致。他还说被害人说普通话，但是通过被害人周边的证人证言了解到，被害人从不说普通话，讲的是方言。被害人穿的是外套，他说被害人只穿毛衣，没穿外套。

解说词：这种种矛盾和问题，都是在当年的卷宗里发现的。由于案件年代久远，当事人也已经死亡，因此这次再审并没有什么新的事实和证据。

孙炜：只要认真审查的话，不应该这样。证据就不是一个很扎实的东西，口供又不是一个很确定的东西，两个不确定的因素放在一起却要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这是不严谨的。

【第二段落】

【现场纪实】尚爱云（呼格吉勒图母亲）：我的要求就是公检法在办案细节要认认真真地去对待每一个案子，从我儿子这个案子截止，再不要有这样的悲剧。

记者：您怎么看这件事情，觉得当年这样的一个错案，为什么会形成的？

赵建平：整个案件的办理有一个完整的流程，从侦查、从批捕、从起诉、从审判到执行。如果说当时几个环节，有一个环节把这个关口把好了，这样的错案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解说词：呼格吉勒图案发生在1996年，当时我国适用的是1979年刑诉法，其中规定，刑事案件在公检法的完整办案流程是：公安机关负责对刑事案件的侦查，侦查完毕后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检察院需要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审查，审查符合条件，才能够提起公诉；最后由人民法院负责审判。呼格吉勒图案中，为什么公检法三方都没能在自己的环节上把好关呢？我们分别采访了三个部门。

杨小平（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巡视员）：错案始于侦查，因为它是整个这个案件的初始。我们在复查这个案子回头看的时候就发现，依法进行侦查、调查和取证，那么就应该有很多的痕迹、物证可以发现、可以提取、可以鉴定，但是这些都没有做到位。我个人认为，既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主观的因素所致。

记者：主观的因素指的是什么？

杨小平：一开始他就犯了这个先入为主的错误了，就是片面地、简单地认为，作为报案人呼格吉勒图，深更半夜在第一时间他怎么能知道女厕所里边有女尸呢？所以就产生了高度的怀疑，进而从怀疑入手，去收集他的有罪证据。

解说词：当年，呼和浩特晚报曾经刊登过一篇《“四九”女尸案侦破记》，里面写道，“冯志明副局长和报案人简单地交谈了几句之后，他的心扉像打开了一扇窗户，心情豁然开朗了。眼前这两个男的怎么会知道女厕内有女尸？冯副局长、刘旭队长等分局领导，会意地将目光一齐扫向还在自鸣得意的两个男报案人，心里说，你俩演的戏该收场了。”

杨小平：从他的整个侦查思路里边来看，他认为报案人就是高度可疑，所以他就从他这个调查取证的角度来讲，就顺着这样一个思路往前走。因此这个案件从一开始，在我们侦查环节上就打上了错的烙印。

解说词：当年刊登在报纸上的表扬稿，如今看来恰恰说明了办案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其中提到的“熬了48小时”，就让公众产生质疑：当年对呼格吉勒图的审讯，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或变相的逼供？ 

解说词：对于当年公安机关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的行为，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表示，目前已经对此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会尽快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

杨小平：我们正在组织错案责任追究的调查，对整个的这个过程进行认真的复核和取证。就是有变相的刑讯逼供或者是逼供、诱供，这也是法律不允许的，一旦查明了我们的原办案人员有过这种违法违纪的行为，绝不会姑息迁就，会依据有关的法规和纪律进行处理的。

解说词：公安机关的侦查是第一步，下一步是检察机关的审查把关。按照当时实行的1979年刑诉法的规定，检察机关的职责是：讯问被告人；查明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同时查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如果发现问题，应当不予逮捕、起诉，交回公安机关重新侦查。但当时，呼格吉勒图案也顺利通过了检察机关这一环节。在再审前的复查中，发现了一份检察机关当年的讯问笔录，1996年的5月7日，呼和浩特市检察院按照刑诉法规定的程序，在批捕前对呼格吉勒图进行了讯问。从这份笔录看，面对检察机关人员，呼格吉勒图明确地说：“我今天说的是真的，以前讲的是假的，当时公安局他们讲我交代了就让我回家，而且当时我尿紧了，想讲完就可以尿去了，以前讲的不是真的。”而对于他的翻供，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不仅没有重视，笔录里还能看到，讯问的工作人员斥责呼格吉勒图“你胡说”，随后也没有把这份材料移交给法院。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表示，目前追责调查仍在进行中，当年确实存在审查把关不严和诉讼监督不到位的问题。

马迎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我们检察机关存在审查不严不细这样的问题。对证据中存在这样的疑点和矛盾没有认真地去核实、把关。也存在重视供述、忽视辩解这样的倾向，导致这么一起本来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通过了我们检察机关的批捕关和起诉关，进入到了审判程序。我们检察机关是有过错的，有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