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词：按照刑诉法的规定，案件最终由人民法院负责审判。法院如果在审查过程中发现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可以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然而，在1996年5月23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称，被告人呼格吉勒图供认不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以故意杀人罪、流氓罪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呼格吉勒图随即提起上诉，他在上诉状中写道：“我不想死，但也不怕死，但总是要死得明白。因此请你们对此案给予认真查证。”但是，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6月5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6月10日，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

赵建平：在公安、检察、法院这三个阶段，其实呼格吉勒图这个辩解是存在的，只是对他的无罪辩解都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办案人员还认为他是在狡辩，对他为什么翻供，这个理由和原因都没有去做进一步的复查。

解说词：当年呼格吉勒图案从4月9日案发到6月10日执行死刑，仅仅62天。当时正值严打期间，公检法办案要求要从重从快、快审快结，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在这种背景下，公检法三家强调形成合力打击犯罪，更重配合而轻制约。

马迎春：严打对公检法的要求就是命案必破，从重从快地打击。在这样的态势和压力之下，有的案子的证据收集，就达不到法律要求的确实充分的标准，那么遇到这种问题怎么办？当年可能就不会做到真正的疑罪从无，可能就会疑罪从轻，甚至个别案子就会疑罪从有。这样的一种执法理念，就有可能会造成冤假错案。刑诉法规定公检法三个机关是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但是在这样的大形势之下，配合是主要的，制约变得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赵建平：需要吸取的一个教训就是，公检法不能只强调配合，不强调监督和制约。你说有罪，我也跟着你说有罪，公安说有罪，检察院说有罪，法院认为有罪就给判了，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各自必须发挥自己的职能作用。

解说词：何家弘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2005年起开始进行刑事错案的专门课题研究。通过分析近年来发生的多起冤错案件，他认为这些案件有很多相似之处，必须引起警醒和反思。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比如说2000年发现云南杜培武冤案，然后2005年湖北佘祥林的冤案，到2010年河南赵作海的冤案，2013年浙江的“二张”冤案、萧山5人案，以及最近被披露、纠正的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冤案，那么这些冤案发生之后，我们可能第一的直觉就是刑讯逼供。但是经过我们实证研究，其实刑讯逼供只是个表象。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些冤错案件为什么能够一次一次地被复制。

记者：您觉得这些年发生的冤错案，其实都是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何家弘：对。其实它里边有很多是我们制度上的问题。所以通过研究我总结了，在我们国家刑事司法制度中，可能导致冤错案件发生的十大误区。

解说词：何家弘认为，导致冤假错案的主要有十大刑事司法误区，例如违背规律的限期破案、先入为主的片面取证、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徒有虚名的相互制约、形同虚设的法庭审判等等，就呼格吉勒图案来看，其中有两项问题尤其值得反思。

何家弘：第一就是徒有虚名的相互制约。公检法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分工负责，既互相配合也要互相制约，但是特别是在强调打击犯罪要协调作战的时候，往往结果就是检法两家配合公安。这也就反映出我们另外一个问题：形同虚设的法庭审判。我们把它称为是一种以侦查为中心的流水线模式，法庭审判被虚化了，变成了走过场，所以司法的最后一道关口没有能够把住，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这次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决定里面明确地提出来，我们要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记者：从以侦查为中心到以审判为中心，它的差距、核心是什么？

何家弘：就是究竟哪一个环节是最重要的。以侦查为中心，那么自然后面的审判就是一个辅助。证人也不出庭，公诉人、检察官，摘要地宣读这个案件里边的一些讯问笔录，公安定了的，那你就跟着定，一些冤错案件，本来应该能够发现的，就无法被发现。所以一个公正的司法制度，一定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这个人有没有罪，一定得法院依照法律程序作出判决。

记者：就是让庭审变得真实有意义？

何家弘：对。以审判为中心，就是使审判实质化，比如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证人要出庭，另外还有辩护方，无罪证据能够提出来，往往都要通过辩护律师。法庭审判应该是有一种透明、公正的这样一个过程，是让大家看得到的。就是我们讲正义要实现，而且正义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解说词：除了在制度上加以改进，何家弘还指出，要从根本上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公检法各方在司法理念上必须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

何家弘：这些冤错案件，我们这些年回过头来看也有一个规律，就是它基本上都属于疑案。证据都是短缺的，事实就具有模糊性。你把他给放了，那有可能就是放纵罪犯了；但是如果你把他判了，那也可能是冤枉的。

记者：是否在法律标准的证据之下，如果说证据不足，就必然会陷入错放和错判之间必须选择一个的局面？

何家弘：这是两个没有办法回避的错误，就是错放和错判，疑案的情况下没有绝对安全的道路。让它错在哪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选择。我们过去片面强调打击犯罪，自然觉得不能错放。但是现在，特别是这些年，通过这些冤错案件的发生，让我们看到错判的危害非常严重。

记者：您觉得错判比错放的危害更大吗？

何家弘：更大。错放，就是一个错误，本来有罪你给放出去了，而错判往往是两个错误，就是你把一个无辜者错判有罪的时候，还把那个真正的罪犯放纵在社会上逍遥法外。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恶劣后果，那就是这些冤错案件的发生，会让社会公众丧失对司法的信任。所以面对疑案的时候，我们的回答是宁可错放，不要错判。证据不足，没有达到法定标准的，按照无罪推定原则，就应该疑罪从无。

解说词：从佘祥林到赵作海，从浙江叔侄案到呼格吉勒图案，近年来一系列冤错案件的纠错，除了提醒着人们必须深入审视冤错案件产生背后的原因，也提醒着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一旦发生错误，能否有畅通的渠道去纠错呢？在呼格吉勒图案中，从他的父母提出申诉到再审，为什么等待了漫长的9年时间呢？

【第三段落】

解说词：按照刑诉法规定的程序，有四种途径可以对已经判决的案件引起再审:第一是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第二是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发现本院判决确有错误；第三是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指令再审；第四是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本案提起再审属于第四种情况。

解说词：苗立是呼格吉勒图父母聘请的律师。赵志红出现之后，2006年，她帮助老两口向内蒙古高院和检察院正式提起了申诉。看到老两口每周都去各个部门信访窗口反映诉求，作为律师，她的感受很复杂。

苗立（呼格吉勒图父母聘请的律师）：我总是觉得法律问题就要通过法律的程序来解决。如果一个法律的问题通过信访的途径来解决，人力、物力、财力，甚至于国家的一个财力的支出，都是不可想象的。

解说词：除了信访，呼格吉勒图的父母也开始向一些媒体记者求助。呼格吉勒图案被媒体广泛报道后，也引发了公众的猜测和质疑，当年的不少办案人员目前仍然在职，这是否会给案件的复查和再审带来阻力？对此我们采访的相关部门都予以否认。

杨小平：从2005年的10月，到2014年的11月，仅我们公安机关组织的这种复查工作不下6次，全部都是和当年侦办“4·09”案件无关的一些指挥人员和侦查人员，就是为了回避。

赵建平：从1996年到2006年底申诉的时候已经11年过去了，再提取一些新的证据非常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对原来的证据进行逐个地审查，这个工作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知道的最少是3次，有3个复查组，组织对这个案子进行复查。

解说词：虽然各部门都表示不存在阻力，但公众难免会有疑问，复查工作再复杂，是否需要9年？在法学学者何家弘看来，要避免这种无限期的等待，有必要从制度上设立一个期限，而这也是目前法律制度上的一个空白。

何家弘：申诉之后，有关部门应该在多长时间内做出一个答复，这个我们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实践中就更容易被人当做一个借口。就是尽量不去触碰这样一个烫手的山芋，所以能拖就拖，能推就推，冤错案件的纠正过程往往阻力是无形的。但是我们可以完善我们的制度。就是用一种透明、公开的制度，来对这些可能的冤错案件、申诉案件进行复查，而且可以规定一个明确的期限。而且我们应该有一个有效的机制，就是在这些错误发生之后，能够尽快地、有效地发现它、纠正它，弥补这样的错误。

解说词：依法办事，这四个字，简单又不简单。能否真正做到这四个字，关系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