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现代社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文化，则是以对法治的认同、信仰、遵从为核心的文化形态，是一个法治国家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法律设施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是人们日常生活工作中涉及法治的行为方式，是法律语言、法治文学艺术作品和法律文书中所反映和体现的法治内涵及其精神。 人民法院是社会公众参与法治活动的中心场所，也是倡导法治理念、传播法治文化、凝聚法治共识的核心场域。因此，法庭应当成为最好的法治宣传场所，法官应当成为最好的法治宣传讲师，裁判文书应当成为最好的法治宣传材料。保障正确行使权利、推动纠纷化解，充分发挥司法公开的法治功能，传播法治文化、凝聚法治共识，引领全社会信仰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是人民法院的职责所在。

    一、司法公开在传播法治文化中的价值功能

   （一）确立行为规则，促进社会发育

    确立社会规则，是法院以司法公开传播法治文化功能的核心。成熟的公民社会是法治国家的基石。 法院将法律条文中蕴含的一般、抽象的公平正义和社会价值观，具体贯彻到个案审判中，通过庭审公开、文书上网、法制宣传等途径为公众了解，帮助人们根据这些信息适时安排、调整自己的行为。二是规范社会管理。法院审理的民商事、刑事、行政等案件，是社会管理和经济生活的“晴雨表”。司法机关通过总结案件、信访形式中的法律风险、社会风险和管理漏洞，向政府、企业、组织提出建议，有利于其健全规章制度，堵塞管理漏洞，从而维护整个社会的规范运行。

   （二）提供参与途径，凝聚法治共识

    提供参与途径，凝聚法治共识，是以司法公开传播法治文化的方法。首先，引领裁判结果的社会共识。将判决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应用法律方法过程，向当事人充分的公开，增强裁判的过程、程序的交涉性、互动性，充分吸收、消化不同意见，甚至不满，最大限度“缩小事后怀疑和抗议” ，增强司法的民主性和当事人的认同度、接受度。其次，引领司法过程公正的社会共识。“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 司法操作的透明，包括当事人的参与、过程互动、结果公开、理由阐述等，使公众更加真切地体会法官在打击犯罪、保障民生、维护秩序、廉洁自律、促进公平方面的艰辛努力，引导公众以更加理性的视角来审视司法,形成法律信仰的心理基础。

   （三）反哺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

    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是法院传播法治文化的保障。首先，法院不仅是法治理念的倡导场所，而且，法院的工作理念、审判活动，乃至法官的司法礼仪、司法能力、个人形象，都是整个社会法治的参考标准、衡量标杆和学习对象。司法公开中表现出的公正、权威和自信，本身就是法院参与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一部分。其次，司法公开为辩论原则、合议原则、直接言辞原则和回避等制度的发挥提供了条件，在这个诉讼制度和原则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 为司法公正提供了保障。再次，司法公开对司法公正权威形成反馈，有利于增强司法人员的工作责任心，提高司法能力和办案质量，杜绝枉法裁判、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等司法腐败现象。

    二、人民法院以司法公开传播法治文化的实践与反思

   （一）人民法院以司法公开传播法治文化的实践

    第一层次：依托审判公开，实现“法治建构”

    法院的职权内容决定其必须以审判活动为依托开展司法公开活动，进而弘扬法治理念。一是立足于审判职能，促进法治理念构建。公开审理各类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维护社会生活和市场经济秩序稳定，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规范行政权力行使。二是公开审判经验，强化社会法治化运行。整合司法信息，延伸审判职能，通过召开大型法律研讨会、论坛，发送司法建议、发布审判白皮书等形式，为政府决策、企业发展、社会稳定建言献策，从根本上预防、减少矛盾纠纷，解决影响社会稳定、制约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源头性、多发性和基础性问题。

    第二层次：参与社会管理，强化“法治保障”

    一是围绕社会难点，引导社会行为规范有序。围绕社会管理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通过媒体刊发、深入社区和企业开展法制讲座、法制教育等形式，弘扬法治精神，倡导法治理念。如浦东法院在过去几年里，选取10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根据年级、需求等定期开展普法教育的“春天的蒲公英——新上海人第二代与法牵手”活动等。二是推进诉调对接，促进社会矛盾协同化解。发挥司法主导作用，协调社会力量，加强在医疗、保险、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等领域与行业组织、商事调解组织的协作；推进法庭、社区法官与街镇、司法所、派出所等基层组织的联动机制，发挥化解纠纷的整合功能。

    第三层次：丰富公开形态，提升“法治服务”

    一是“项目化”的司法公开服务，提升法治文化的传播效果。如浦东法院建立的项目化、流程化“司法与您零距离——浦东法院公众开放日”活动；二是“数字化”的全天候服务，拓展法治文化传播渠道。如全国法院普遍推行的庭审网络直播、上海法院的“12368”诉讼服务平台等，提升了法院倡导法治理念的时空纬度。三是“无障碍化”的民意反馈机制，提升法治倡导针对性。如上海法院系统开通的网上微博，以浦东法院为例，2012年4月开通腾讯网微博一年半以来，发表微博3204次，粉丝关注数高达50376人，2014年1月开通新浪微博以来，发表微博465次，粉丝关注数已达26052人，微博不再是单纯的宣传角色，“更担当了凝聚公民意识、表达公民思想、行使公民权利、承担公民责任、启蒙公民社会的全新多元功能。”

   （二）司法公开在传播法治文化实践中的问题

    1、功能上的错位给传播法治文化带来掣肘

    一是功能定位不清晰。长期以来，法院更注重司法公开在提升司法公信、司法权威，表彰司法民主，体现司法监督方面的工具价值，而忽视其在法治文化塑造、倡导和实践方面的功能价值。二是“形式化” 。司法公开更多的被定位为司法权力的运行方式，而非民众的“权利话语”表达方式。表现在：司法公开条文设计简单、制度设计指导性强， 法院回旋空间较大，对有利于自身管理、工作开展的数字法庭建设、执行老赖曝光等，法院公开积极；对于法治文化塑造类信息，如有利于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案件信息网上查询、网上立案等，答复较慢，积极性较差； 对于某类影响广泛、矛盾突出、示范价值明显、群众关注度高的热点案件等，则往往缺乏公开的勇气和自信。

    2、内容上的模糊对传播法治文化造成障碍

    一是事实认定过程公开“老大难”，法治活动交互性不足。事实认定过程的公开，即法官心证的公开， 集中表现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对不同诉讼意见的回应性等等。这些本应是进行法治教育、法治引导最有针对性的题材，但是，受制于案件受理量剧增、法官个人喜好、执法尺度偏好、职业素养等因素，却成为长期制约司法公开深入开展的“老大难”问题。二是司法程序性事项公开“粗放型”，法治活动规范性不足。实践中更侧重于开庭、审判等“大环节”的公开，对调查取证申请事项受理及回复、审理程序转换、延长审限等程序“小环节”公开情况总体上不理想，程序的法治意义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3、机制架构上的缺失制约倡导法治理念的效果

    一是传统公开渠道上，庭审公开重形式、文书上网公开被规避、机制建设未形成体系，缺乏司法公开的长远工作目标或与审判管理、法官行为规范之间的有机衔接。 而在传统媒体上，案例介绍多出现符合市民社会猎奇式倡导心理，欠缺普适性和法理分析的法治故事；工作性介绍则多立足于视觉、听觉冲击的自我推销和成果展示的官样文化。二是网络利用上，网络作为现代社会的主要话语表达方式，甚至生活方式，虽然大多数法院逐步重视，并建设网络平台等。但，总体建设水平不高、信息公开亟待推动落实、网站建设信息凌乱、信息链接和栏目链接有效性待提升。

    三、以司法公开传播法治文化的架构选择

    在总体架构上，司法公开对于法治文化的传播，大致包括价值取向、传播目的、作用方式、内在约束等进阶层次。其中，价值取向是司法公开传播法治文化的原则和方向；传播目的是要实现的目标；作用方式是传播的途径和方法；内在约束则是界限和规律。

   （一）价值取向：司法公开传播法治文化的精神归属和导向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传播法治文化的方向指针

    法治理念、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形而上体现为国家和社会的制度吸引力、凝聚力和号召力，形而下则维护着国家和社会的秩序稳定、文化安全和整体利益。司法公开中法治理念的倡导，应以此主流价值为统领，完成对整个社会法治价值观体系的构造。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在国家层面，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公民层面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的描述，应当构成整个社会法治文化的基础。

    2、司法公开在传播策略上要坚持法治化导向

    司法公开作为一种程序性规范，要特别注意导向性问题，注重法治文化、法治精神、法治意识的阐述、弘扬：一是在案例选择、人物宣传和工作机制展示上，拒绝过分剧场化、故事化的演绎，要还原事件的法治价值、思考和探讨，突出专业机关、专业人士的公正性、中立性、专业性和判断力，引发社会观点交流。二是在民意的沟通上，注重民意的法治化梳理、甄别、引导，区分发泄式、情绪式和利益诉求式的民意诉求。司法决策中，充分吸收民意、展开讨论；司法审判中，严格完整的公开立案、庭审等环节，尽可能减少舆论成为左右司法判决、影响司法中立、制约司法判断的因素。

   （二）传播目的：司法公开传播法治文化的目标层次

    1、塑造法治信仰

    塑造公众的法治信仰，是司法公开传播法治文化的根本目标。在根本上，法治理念是关于法治的本质、内涵、任务、要求等的思想理论观念。 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法院对法治信仰的培育：一是藉由公正公开的判决、透明的程序设计、合理的制度安排、系统的内容选择、严格的贯彻落实、适当的公众参与，使社会公众了解、认识、理解、认同，并进而支持、信仰法治。二是藉由法官群体的形象、礼仪和良知。司法有无权威，法官受不受尊重，判决有无公信力，取决于法官的专业行为本身。 法院和法官群体在审判实践活动中表现出的严谨扎实的作风、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本身就是昭示和倡导公平正义的参照。

    2、树立规范的权利意识

    树立规范的权利意识，是司法公开传播法治文化的中心。法治表现为一种秩序，它的存在是以限制和约束公共权力，明确划分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的界限，保护民众合法权利的方式来实现的。司法公开中传播的法治文化有三个重点：一是依法而治。行政机关的社会管理行为，必须有明确的规范依据，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二是权利意识。通过对权利实现、权利救济、权利保护案例的宣扬，引导公众自觉、有效行使权利；通过司法公开的互动，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三是诚信意识。法治的基础是市场经济，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法律适用的重要原则，也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本内容。

   （三）作用方式：“场效应”和“路径依赖规律”

    1、司法规则的“场效应”

    司法公开对法治文化的传播，从整体上看，应当侧重于社会群体的法治心理的建构，使个体卷入法治文化的“场效应”。这种“场效应”主要体现在：法治文化是一种理解力，通过参加诉讼、解读裁判，为人们所理解，形成人们的行为准则；是一种规范力，通过处罚违法行为，形成自觉的社会秩序，内化为公民的思想，使社会形成一种有法律且被严格遵守的状态；是一种推动力，通过保护合法权益，进行价值引导，使人们的社会行为接受其指令，在更深层次把握法律实质；是一种批判力，通过诉讼活动，理解法治规则，借助文化观念，人们对复杂多变的事实进行判断，对社会现象进行批判。

    2、法治文化的“路径依赖规律”

    法治文化的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规律”， 受一个民族历史传统文化的产生、发展、延伸路径、走向的约束和影响。司法公开传播法治文化的效果，受制于“路径”中的历史传统、现实语境、发展阶段等：（1）传统文化的本土性。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传统的积淀和凝结，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典型如我国传统的“清官情结”、“锄奸扶弱”的朴素情怀等。（2）现实语境的人民性。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必须突出以人为本，将实现好、保障好公民的权益，作为法治理念建设的标准、目标，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3）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法治文化建设大致经历法律启蒙、观念变革、确立信仰三个阶段。 而在当前社会的转型期，人治习惯残留、法制观念薄弱与法治理念建设等问题的交织， 决定我们当前的法治文化建设应当主要在于确立信仰，兼顾观念变革。

   （四）内在约束：倡导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当遵守的规律

    1、司法的固有品格

    在传播法治文化中，“所有司法手段的运用、职能的延伸，都不能脱离司法权最基本的属性，不能对‘不告不理’、‘中立裁判’、‘司法权威’、‘公平正义’这些司法本质有所撼动和放弃， 必须遵从司法活动固有的品质和司法活动自身的规律。法院之所以成为传播法治文化的中心，也主要在于其与立法权、行政权等相比，具有独特的品格和价值，主要表现在：（1）判断性。司法通过查清事实、明辨是非，参与法治文化构建和实践，具有清晰性、明确性和稳定性。（2）终局性。司法对社会纠纷的化解、矛盾的处置有终局的确定性、权威性和强制性。（3）中立性。司法通过严格的程序设置、中立的价值取向，保障纠纷裁判的公正性、正当性和合法性。

    2、司法的有限性

    在传播法治文化过程中，司法公开有其独特的程序价值，但是它的作用并非没有边际。在实践中：一是不能将司法行政化，将司法公开作为一种司法行政权力，大包大揽；二是不能将司法万能化。司法公开、司法裁判不是解决矛盾纠纷的万能钥匙，一味将矛盾纠纷引向法院，削弱了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自我纠纷解决能力，最终将使法院不堪重负，达到“双输”的结果；三是注重司法公开的效益。在传播法治文化过程中，应当有相应的成本意识，包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等，以实现当事人参与司法公开、实现知情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投入与产出的效益最大化。

    四、以司法公开传播法治文化的机制构建

   （一）典型案件的网络虚拟参与，一般案件的“替代式参与”

    1、探索重大案件的“虚拟参与”

    一是明确典型案件的选取标准。选取：（1）对司法能否公正审判存有疑虑的案件；（2）是非不易分清的案件；（3）进入司法程序前已经引发巨大关注的案件；（4）审理过程中引发网络舆情的案件；（5）转型时期法治教育意义重大的案件；（6）民意与法意存在激烈冲突的案件，等等。其中，对于可能披露犯罪方法，可能影响证人出庭作证等审判进程等，注意公开的限度和方式方法。二是重大案件的“虚拟旁听”。通过庭审视频、图文录播、直播等方式，探索网络即时、错时旁听机制，必要情况下，设立专门的法院发言席、新闻发布会等，解答案件审理中的程序性问题等，提高庭审直播的互动性，突破审判场所、时间限制，节约司法成本，利用公众关注的节点，让更多人走近审判，了解法院，让法庭成为法治宣传的最好场所，让法官成为法治宣传的最好讲师。

    2、一般案件的“替代参与”

    对于一般案件，通过选取代表参加的方式，扩大司法公开的公众参与深度、程度：一是旁听制。有计划地安排机关社区、企业院校等单位组织人员到法院旁听案件审理，提升司法亲民性。二是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的纽带作用。通过陪审员联络机制等，充分发挥其司法民主、司法监督的重要功能，同时，也发挥其以点带面、向周围群众倡导法律知识和司法理念的渠道作用。三是专家陪审制。扩大专家陪审员参审范围，明确专家陪审员的职责、权利、保障等，充分发挥金融等行业专家在新类型、疑难金融案件中的民主监督、专业咨询和沟通交流功能。

   （二）依照不同群体确定传播内容，打造不同层次公开机制

    1、内容上，依照不同群体功能特点确定传播内容

    一是针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突出司法工作的民主性。邀请其旁听案件、参与司法宣传活动，建立司法裁判与代表评议互动机制，反映社会管理方面的制度漏洞，增强司法审判的民主性；二是针对职能部门、行业协会、企业组织等，突出司法在社会管理上的特有价值。整理审判活动中发现的企业经营、生产生活、行业规范等方面的趋势性、突出性不足，通过案例旁听、讲座论坛等方式交流经验、建言献策；三是针对一般社会公众，对于家庭伦理类、邻里关系类，以及重大、疑难、网络事件等法治意义大、影响范围广的事件，通过平面媒体、博客、微博等平台，广泛宣传；四是针对纠纷易发群体、特定类型受害者等，宣传纠纷特点、预防防范方法、自我保护措施等，维护社会的长久和谐，扩大和巩固法治社会的基础；五是针对诉讼当事人，增强对社会法律需求的回应，对司法处断所适用的法律规定、事实理由的阐释，满足公众对判决书“合理性”的期待，符合普遍的正义情感和道德评价，让群众觉得“有理”, 使裁判文书成为法治宣传的最好教材。

    2、平台上，打造不同层次的系统公开机制

    优化司法服务平台利用：一是审判信息评估分析制度，通过收结案情况、审判运行态势等的统计，对涉诉案件按照类别、领域、行业等进行综合调查研究，深入分析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反映到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情况、症结、趋势等，完善审判信息预警工作平台。二是项目化的诉讼服务。进一步提升服务的项目化运作，科学设置活动名称、流程、内容、方式、平台，推动宣传成果的项目化、品牌化、规模化，提升宣传活动和报道的覆盖面、识别度、影响力，培养公众参与、体验、支持司法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三是完善反馈、收集、汇总、甄别、分析机制，通过网络、信函、电话、座谈、短信等形式，收集观点、态度，梳理司法需求类型化特点，预测发展趋势、发展重点等。四是形成合理分类处理舆情模式，建立健全司法舆论应急机制，借社会普遍关注之际，通过明确的责任划分、程序规范等，系统发布权威、真实、客观的信息，纠正负面认识，激发公众参与司法活动的信心和责任感。

   （三）挖掘传统民俗习惯，促进社会法治发育

    1、对传统民俗习惯的发掘利用

    一是民间习俗与法治的融合。司法裁判中，通过利益衡量、直接吸纳、批判吸收、引导规范等方式，充分考量社会道德、善良风俗、村规民约、行业惯例、地区习惯等民间规则、民间习俗的作用，减少法律与民间习俗规则的冲突，为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心理土壤。二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挖掘夫妻融洽、家庭幸福、邻里和睦的相关案例，大力弘扬明礼、尚德、仁爱、孝悌、和谐的优秀传统文化，为倡导法治理念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三是完善民生类纠纷的特殊保护，满足公众“扶弱救困”的传统司法诉求。明确司法救助规则，关注执行案件特困申请人、特困刑事被害人、先予执行申请人及劳动争议、社会保障等民生类纠纷中的弱势群体，增加法治理念倡导中的情感认同。

    2、推进民间组织的法治培育

    一是推进基层自治组织管理创新。与社区报刊杂志合作，尝试审判信息定向公开机制，推出社区常见法律纠纷调处手册等，对涉及工会、共青团、妇联、居委会、村委会等的案件，做好案件信息整理和生效裁判文化互联网发布工作；抓好对特殊人群的跟踪帮教、社区矫正，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等工作，推进社会管理政策的制定完善、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服务管理、信息网络建设等社会工作完善等。二是促进民间解纷机构的发育。通过司法确认、业务指导、调解员培训、庭审观摩、座谈交流等方式，建立资源共享机制、工作交流机制、职能互补机制，突出强调人民调解大发展、大进步这一阶段性目标，提升社会纠纷的自我化解能力，减少司法依赖，实现司法向“纠纷化解最后一道防线”的回归。同时，通过矛盾纠纷第一时间、第一环节的化解，推动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发育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