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刘春田

三年试验成绩可圈可点

2017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国家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建设的成就、问题和任务。其中，彰显知识产权特色的成就归为三点：

知识产权司法能力显著提升。这是对中共中央“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决策的有效落实，也是在国家进步和法治道路上迈出的坚实一步，尤其值得称道。

知识产权审判机制的创新。这一点多有体现，其标志性的创新是“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建立。司法的两大任务是弄清事实、适用法律。“技术调查官”不同于“专家证人”。后者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或由一方当事人推荐，或由法院委托，总之其地位处于司法体系之外。“技术调查官”则是司法体系的一部分，其法律地位决定其所提供意见的后果和效力，对于科学审理、公正司法举足轻重。我国知识产权法院短时期建立该项制度并有效运转，成就昭彰。

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知识产权司法领域的话语权。作为新型财产，知识产权有其衡量价值的国际标准。如同人民币和美元，不分“东”“西”、无论“社”“资”，否则，大家无法共事。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最先“同化”的生活方式之一，也存在着一个知识产权的世界体系。相应地，知识产权司法也存在全球性的统一的评价标准。谁信守国际准则，谁捍卫公平正义，谁就会受到认可、就会有公信力，并赢得世界范围更大的话语权。中国知识产权法院的成功，就在于以其后发优势，在国际社会知识产权司法诸强中，迅速占有抢眼的一席，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其标志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愿意选择在中国诉讼，以求公正解决法律纠纷。这是投给中国知识产权司法的信任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一点，更是可圈可点。

知识产权法院未来走向

当年，同案不同判是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全局性的主要矛盾，也是业界对建立专业法院的最大期盼。“北、上、广”的试验，成果耀眼，令人信服。三年试验过后的今天，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建设又面临新的选择。解决之道不在地方，端在国家层面。设立覆盖全国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画龙点睛”“纲举目张”，才可以使知识产权审判领域的其他问题迎刃而解。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也提出了这项任务。

具体如何抉择，需考虑如下问题。

第一，如何科学设计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体系。首先，有无必要大面积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照目前趋势，会不会每个省市自治区都应设立知识产权法院？为此，应当弄清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根据。知识产权业务特殊不应当是单设法院的理由。特殊就是区别。法院内的不同法庭之间，谁和谁都有区别。按照业务“特殊”的逻辑，任何一个法庭都有理由变成一个法院。从历史上看，集约不同业务的审判组织，体系化为法院是一个进步，既便于管理，又利于提高司法水平，还节约资源。因此，问题是挥点睛之笔，“四两拨千斤”。

第二，从成本和效益，也就是从经济学上衡量知识产权司法体系的设计。法院是法治保障的关键载体，是实践法律制度的重要工具。司法体系的设置事无巨细，都要斟酌投入产出。司法的运作，既要保证公平，也要讲求成本与效益。司法是一种国家服务，所提供的服务也是一种产品，也有供需关系问题。司法作为经济活动，其服务方式、服务规模、服务模式以及司法机构的设置，都需要资源配置，如何配置也要取决于“市场”。一个国家花多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能满足一个制度的运转，是对该国国家智慧和治理能力的考验。司法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竞争力。司法机构的多与少、强与弱是一种辩证关系。数量多、摊子大不一定强；花小钱、办大事才是真强，才是真现代化。因此，要权衡一下，如果整合“存量”能解决的问题，还有无必要追求“增量”解决。

第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改革。作为一个超大型经济体，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在成长期中，面临复杂而剧烈的社会转型和频频改革。但改革不是目的，什么东西需要改革，为什么要改革，改革的原因、动力、方向、目标是什么，怎样改革，结果是什么，效果如何，有否可持续性，国外有无可借鉴的成功经验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理性的回答。偌大国家，任何改革，特别是顶层设计，尤其要慎重。凡事不可因势乘便，一哄而上，否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改革要有三个意识。首先，有大局观，树立全球意识，用全球观念衡量我们的行为。我们早已不是孤立一隅的时代，遇事不可任性而为。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再有钱也没有“任性”的资本。其次，要有眼界，秉持冷静、睿智、理性、务实的科学态度。改革与保守、进步与倒退之间的界限是有尺度的。改革是有标准并可以锱铢计算的。改革是对资源的重新配置。勤俭办一切事业是永远的硬道理。“治大国若烹小鲜”，要做精致的改革者，任何资源配置都务求精打细算、精益求精。其三，要顾及不同的意见，听听不同的声音。凡事兼听则明，哪怕是反对的意见，也可作参酌、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