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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如何为案件提供“最佳答案”
时间:2017-09-12 15:20:22    作者: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 陈增宝    来源:《中国审判》杂志

无论中外,司法的根本要求无疑是公正。对公正的诉求既是人民群众走进法庭、选择司法途径解决矛盾纠纷的理由,也是法官的职责所在。正因为如此,西方人干脆把司法官叫Justice(正义),中国老百姓则习惯于称谓理想的法官人格为“青天”。然而,千百年来,公正却没有统一的定义和标准,以至于在公共空间中极易陷入主观化的思想纷争。所谓的公正究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还是人的主观公正感?人们究竟如何认知和评判公正?作为“司法者”,如何更加精准地为案件提供符合公正标准的“最佳答案”,以及有效引导“被司法者”对司法得出理性的评价?对这些,如果固执于单纯法律的分析视角,那就无法得出圆满的回答。事实上,心理学方法的引入对拓宽司法公正理论研究的疆域具有重要的诠释和指引作用。故笔者拟以法律心理学为视角,结合审判实践,就法官如何为案件提供“最佳答案”这一议题,谈几点自己粗浅的看法,以期与实务界同仁探讨、分享。

裁判中的“一案多解”:一个备受关注的司法话题

记得几年前,《人民法院报》曾经在“刑事审判”专版开设了“疑案讨论”栏目,针对一些“小案子”组织读者讨论。有意思的是,这些“小案子”却往往隐藏着“大分歧”,有的分歧意见多达几十种。虽然这在实际的审判活动中不太容易出现,因为司法机关不具有报纸所独有的优势—可以发动如此之多的法律人参与案件的判断和决定,发表各自意见。但在实践中,案件分歧现象始终是存在的,即使是小范围的合议庭评议,争议也会很大。笔者长期从事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等案件的审判工作,对定案“分歧”和“选择”的艰难深有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越来越感到,司法公正是相对的、发展的和有不同立场的。有些案件的处理在“司法者”看来于法有据,可当事人却认为“裁判不公”,甚至坚持上访、缠访;有些案件在当年的处理似乎是十分公正的裁判,但在今天却已经变得有违常理。对诸如此类的“分歧”现象,本文称之为“一案多解”。

值得思考的是,一个案件为什么会出现多个不同的处理意见,为什么不同的法律人,即使是审判业务专家或法学专家在一起讨论或判断案件,也仍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裁判结论”?有没有可能形成一套处置分歧的规则体系,以获取“唯一正确的答案”?如果实在不可避免,那么是否可以通过完善裁判标准和程序保障以及良好的司法操作,最大限度地管控司法中的分歧,使得裁判最大程度地接近“共识”?这种“共识”除了可以较好地被“法律职业共同体”认可,还能被当事人、被告人、社会公众所接受和认同。这对于缓解当前的司法压力、有效实现司法公正、促进和谐社会构建,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法治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案多解”的成因:以法律心理学为视角的考察

针对裁判中的分歧即“一案多解”的现象,如果不能在学理上给予恰当的解释,以及在实践中进行有效的处置,极有可能使外界误解为司法的随意,从而动摇人们对法治建设的信心。

法律心理学研究表明,任何裁判结论都是裁判心理的外部表现,是裁判者自以为“理性”的抉择。虽然裁判被要求“以事实为根据”,但是实际的“案件事实的形成”却是建立在裁判者所“建构的事实”之上;尽管裁判被要求“以法律为准绳”,可是实际的运行却以裁判者对“法律的理解”为标准。大量的影响性或争议案例显示,事实与“建构的事实”,法律与对“法律的理解”之间都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建构事实”对客观真实的失真,“法律的理解”与法律本身所释放意义存在分歧,正是案件决策时“备选方案”太多,以及争论不休,难以达成共识,判决难以被当事人、公众(参与个案讨论的公众实际上也在模拟“裁判者”的角色)认同的直接原因。

就案件事实的形成而言,事实的认定过程并不简单,要把一个实际事件转化成案件事实,需经过大量人员复杂的思维加工。案件事实的形成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主体内在认知“建构”的过程。正如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所言:“不管人们赋予法律制度以什么性质,它总具有每一个程序共有的特点。首先,要有输入,从制度一端进来的原料……下一步是法院,法院工作人员开始对输入的材料进行加工……然后,法院交付输出:裁判或判决。”而以感知为基础的认知活动是人类获取外界信息的最初渠道,也是案件事实发现与建构的前提和基础。在案件事实建构的诉讼活动中,参与诉讼的所有人包括被害人、目击证人、律师、侦查人员、检察官、法官都存在对案件事实或证据材料的感知,各种主体以自己对案件事实的直接感知或二手感知为基础提供、了解、思考、分析、建构、认定案件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案件事实的形成过程就是人的认识、情感、意志这3个内在心理过程的统称,同时也是各类主体认知结构、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先前观念和预断、动机和情绪等个性特征的集中体现。原初事实向案件事实的转化过程中必然被当事人、公众、司法者等不同主体所筛选,形成不同的案件故事和叙事版本,加上认知偏差因素,难免呈现出主观性、创造性的一面。

就法律适用的角度而言,司法裁判的价值就在于为案件的解决给出“答案”。但是,抽象的法律没有为个案提供现成的具体答案,任何法官都无法回避以“问题解决”为基础的法律思维。正如美国法官波斯纳所言,“法律的一切最终都是一个‘如何解决问题’的问题”。它是以思考为内涵,以问题目标为定向的构建、探索的过程。在构建和探索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提出设想,验证设想,修正和发展设想。司法裁判中的诉讼认知、法条的发现和提取、案件初始结论的探索和验证等判断工作实际上都属于心理学上所说的“问题解决”的范畴。在法律解释的过程中,也无疑会受到主体个性因素的影响。

裁判结论的获得,理应以法官认定的案件事实与裁判规范已形成最佳匹配、达到公正标准为前提。之所以出现分歧,就是因为各种主体之间基于不同的“事实版本”和“法律版本”提供了不同的裁判方案。从裁判的形成机制来看,司法并非逻辑三段论的简单运作,尤其是事实与规范的互动和匹配过程,为不同主体的生活经验、价值判断等因素提供了应用空间。正如法国学者所说:“三段论的大前提和小前提往往不表现为既定的因素,而是需要人们去认真探索、发现的。在探索的过程中,法学家们从事实出发来寻找恰当的规则,然后又回到案件的具体情况中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