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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孩的生命重建
时间:2014-10-20 09:17:09    作者:严剑漪 陈凤    来源: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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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杜鸣和同事们给阿旭过生日。(刘 宁 摄)

少年审判30年回访实录(一)    

藏传佛教有一个很美的隐喻:人的心会一再受伤、一再碎裂,每次伤痛都有一道裂痕,最终,那颗受伤的心会碎裂成慈悲美丽的千瓣莲花——

一个男孩的生命重建

【编者按】

30年前——1984年10月,中国大陆第一个少年法庭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成立,从此星火燎原:从上海到全国,从1个“合议庭”到独立建制的“审判庭”,从1名法官到如今的全国7400余名少年法官。在此期间,一个个“问题少年”从少年法庭回归社会,于是,一个个故事在这里延展,犹如一段段心灵归返的人生旅程,让人感叹,促人深思。

我们挑选了上海少年审判工作中的3个真实回访案例,推出这组“少年审判回访实录系列”3篇。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有的刚刚毕业步入社会,有的默默无闻陪伴子女,有的创业多年助人助己,他们曾经的挫折成为了他们后续人生的一种勇气。而这次30年后的回访也让我们以更大的视野去理解少年审判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真正意义。

1

从神偷到大盗

“十几岁就开始跟着人家屁股后面学偷钱,开始时学得不好,经常被抓。”

阿旭坐在笔者对面,坦然地描述着自己年少不羁时的经历。如今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经常出入派出所、因抢劫罪被判刑的小混混了,而是一个五星级酒店西餐厨师,左手食指上切菜时留下的伤口是他身份的象征。

阿旭今年18岁,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里,每天下午1点出门,到酒店后就换上厨师服,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下班后跑步或者骑自行车回宿舍。“这份工作是学校老师给介绍的。”

“老师推荐,说明你很优秀吧。”

“不是,是因为我帅!”阿旭咧嘴一笑。

很难想象,面前这个帅气阳光的男孩,曾经是一份判决书里的“恶少”。

阿旭2岁时,母亲因受不了丈夫的嗜赌如命和经常打骂,丢下阿旭离开了家,自此,“妈妈”成为阿旭心中一个没有意义的词汇。母亲走后,父亲依然迷恋赌博,只要有赌的机会就绝不会放过。

“那时我才4岁,晚上看不见他就一直哭,邻居听到了很担心,大半夜的出去找我爸。”这是阿旭长大后从大人口中得知的。

上了初中后,阿旭和几个伙伴开始在外面瞎混,打游戏、泡吧,夜不归宿,父亲给的钱变得不够用,于是就想到了偷。因为不熟练,起初经常被抓,阿旭至今记得第一次被送去派出所时的场景。

“刚开始进去挺害怕的,特别希望爸爸过来陪我。后来,警察联系不到他,没办法,只好把我放掉了。”

被抓惯了,阿旭竟然开始觉得无所谓了:“通常被抓进去后,警察给我倒杯茶,聊两小时后就放我出来了。”

父亲曾试图说服阿旭不要偷钱,拉着他一起看电视里的《东方110》、《案件聚焦》,然后说“旭旭看到了吧,以后不要再偷了”。阿旭回忆道:“我表面上说晓得了,其实心里觉得那些电视里的小偷太笨了,这种技术还去偷,我就被抓得少,心里为自己感到挺自豪的。”

初二时,阿旭在网吧结交了几个朋友,这成为他从“小偷”向“抢劫犯”转变的导火索。

“当时在网吧,大家聊得很开心,玩着玩着没钱了,我就说我们去偷吧,他们说这么大了还偷太丢人,后来我们就想办法‘拗分’(沪语,指小流氓讹钱)。”

刚开始阿旭他们只敢讹年龄小的学生,渐渐胆子大了,目标转向成年人。

“第一次抢大人钱的时候很紧张,我第一个冲上去,掐住她的脖子,叫她不要说话,否则把她脸划破。然后我叫另外一个人(同伙)搜她的身,钱拿出来后就放她走了,她还跟我说她不会报案的。我对她说‘谢谢你’。” 阿旭回忆,“抢完之后心里很害怕,一路狂奔,不停地安慰自己‘警察不会发现的’,到家后觉得好累啊,很快就睡着了。”

后来抢得多了,阿旭变得老练、脸不红心不跳了。2011年8月的一个深夜,阿旭又一次和同伴实施抢劫,抢到的包里有1200元、MP4、雨伞等。和往常一样,大家把钱分了后就各自回家,他们没有想到,这成了他们的最后一次抢劫。

2

审判的时候到了

2011年9月20日,该来的真来了。

那天下午,阿旭在教室里上语文课,老师悄悄在门口把他叫到办公室。“老师说警察来了,问我是不是抢劫了,我抓着办公室里的栏杆,全身都在发抖,断断续续地跟老师讲了事情经过。”

很快,阿旭被送去看守所。阿旭进去的那个房间里有十来个人,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些比自己更“厉害”的人。“我跟他们说我是抢劫进来的,他们没什么反应,后来我知道他们里面有贩毒的、扔烟头放火的、在网上扬言杀人的,我的事情在他们眼里都习以为常了。”

在看守所里待了两个月,阿旭终于熬到了开庭的日子。“总算开庭了,身体在颤抖,感觉审判我的时候到了。”阿旭说。

进了法庭后,阿旭看到父亲,对着父亲笑了一下。

“这个笑是想表达什么呢?”

“我就是想告诉他我没事,我自己做错了事自己会承担。”

法庭上,阿旭从头到尾就说了4句话: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这个社会。我不应该犯罪。希望法院能够给我一个机会。

案子是当庭宣判的,阿旭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阿旭听不懂“缓刑”的意思,只知道是判刑了,不是三年就是五年。他懵了,拿着判决书回到看守所给房间里的“老大”看。“你可以出去了!”经验丰富的“老大”告诉他。“他们叫我吃好饭再走,我说我不吃了,我都要出去了,吃什么饭!当时觉得自己自由了,以后再也不犯法了。”说到这里,阿旭不好意思地笑了。

阿旭的案子是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少年庭判的,庭长杜鸣回忆:“当时这个案子争议挺大的,抢劫是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多次抢劫就是十年以上,因为他(阿旭)当时不满16周岁,所以有减轻情节,但刑期也不能太短。有人提出这孩子劣根性很深,多次偷抢,他的父亲当时也起不了监护作用,不能判缓刑。但我们认为,只要后期的帮教考察跟上,这个孩子是可以判缓刑的。对一个孩子的判决,应该以教育、感化、挽救为主。”

于是,判决前,杜鸣和法官们作了仔细的走访。她们找到青保办,又和阿旭所在的学校商量,帮阿旭在学校里安置住处,并和阿旭的班主任鲍老师进行沟通。经过多方努力,法院最后判决阿旭缓刑。

“放出来时是我爸和鲍老师来接的,我爸带我在一个小饭馆吃了点东西,买了件衣服。回学校后,老师们对我都很好,同学们也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看我。”阿旭说。

3

又遭遇骨肉分离

命运有时喜欢不停地考验一个人。阿旭没有想到,接下来等待他的竟是更残忍的骨肉分离。

“父亲得了一次重病,脑溢血,花了几万块钱。出院后,他的精神就不太正常了,常常在别人跟前犯病。”提起父亲,阿旭神色凝重,“我姑姑跟我说我爸半夜起来会掐死我,叫我把他送精神病院去,我不肯。”从此,阿旭开始独自一人照顾父亲。

因为没有收入,父子俩挤在一个破旧的老房子里,阿旭将家里的另外一套小房子租了出去,这样每月有900元的房租收入,再加上申请的600多元低保,父子俩艰难度日。虽然这段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但却是阿旭和父亲相处最多的时光。

2013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阿旭和父亲在聊天。“他突然倒在床上,我开始还以为他睡着了,然后发现他在翻白眼,我就拍他,怎么拍都拍不醒,后来就口吐白沫了。”惊慌失措的阿旭赶紧打电话给鲍老师,在外出差的鲍老师在电话里提醒阿旭立即拨打120,然后鲍老师又通知学校的史老师过来帮忙。

“到了医院,医生说这个情况是脑溢血,要做手术抢救,需要十万块钱。我问史老师怎么办,他说他可以帮我筹钱。”阿旭说。

然而医生又提醒阿旭,手术有风险,父亲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即便做了手术捡回一条命,以后也很有可能半边瘫痪或是植物人。

阿旭茫然地面对着发生的一切,他跟医生说“要考虑一下”。他打电话给姑姑,但姑姑来了以后扔下200元就走了。

凌晨的时候,父亲去世了。

“当时想救爸爸吗?”

“想,但是那(考虑的)两个小时里我始终没有开口。”说到这里,阿旭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有没有自责过?”

“有,觉得把房子卖了就有钱了。”阿旭泣不成声。虽然父亲嗜赌,但父亲仍是父亲,是阿旭从小到大的唯一依靠。

4

一份羊排的感恩

父亲的过早去世让阿旭尝尽世态炎凉。由于拿不出钱,父亲的遗体在殡仪馆躺着,无法火化,阿旭欲哭无泪。

这个时候,法官来了。在得知阿旭面临的棘手难题后,杜鸣赶紧和同事一起找到居委会和司法局。经过多次协调,在众多好心人和相关部门的帮助下,阿旭操办了父亲的后事,丧葬费用由相关部门拨款。

“那时候我曾经打电话问姑姑和舅舅要一点钱,他们不给,我实在没办法了,幸好有法官、老师帮我。”阿旭感慨。如今,父亲的骨灰盒寄放在殡仪馆,有关部门为他垫付了三年骨灰盒寄存费。“三年以后我会赚到钱,然后给我爸买个墓地!”阿旭眼神很坚定。

唯一的亲人过世,身无分文的阿旭有一顿没一顿,居委会为他联系了一家饭店解决一日三餐的温饱问题,后来还为他支付了水电费,使阿旭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

春节到了,杜鸣和少年庭法官们开始每天轮流陪伴他。

初五那天,杜鸣带阿旭去餐厅吃饭。“他看了菜单之后说一点都不想吃,他可能是觉得太贵了,我说你不吃杜老师也要吃的,然后我给他点了一块羊排,他说这个羊排才2两要190多块,太贵了。”杜鸣红了眼眶,“一年以后,他跟我说,他现在在酒店已经会做自助餐了,每天都吃很多羊排和牛排,问我什么时候来,要请我吃。”说着说着,杜鸣的眼泪就下来了。

那年夏天,杜鸣和少年审判法官们前往阿旭的学校,和班上的师生们为阿旭“密谋”了一次生日会,这令从来没有吃过蛋糕、吹过蜡烛的阿旭兴奋不已,“同学们叫我闭上眼睛,跟着他们走,没想到大家给了我一个surprise!”阿旭的开心之情溢于言表。

家庭的变故、成长的曲折,使阿旭磨炼出了感恩、体贴、坚毅的性子。杜鸣很心疼阿旭,但她更高兴看见阿旭的成长。

“孩子不容易,靠着自己一天天地长大,当然,这其中社会的力量也很重要。”杜鸣说,“很多事都是有了多方面的协助才能完成的。法官有时候起到了一个牵头的作用,碰到什么问题找什么部门,然后由这些专业部门去解决。其实,宣判之后如何恰当地去关心这些孩子的‘心’,这是非常关键的。”

■采访实录■

问:开庭之前对法官什么印象?

阿旭:觉得法官像阎罗王,感觉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夺走我的小命。

问:开庭以后呢?

阿旭:法庭很严肃,不可侵犯。不过我受不了别人把我曾经做过的事在众目睽睽之下讲出来,我知道自己做错了,可我还是不想让人一再地提起。

问:知道自己的刑期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阿旭:那时我不知道缓刑是什么意思,法槌敲下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了,要进去了,脸苍白苍白的,眼泪完全收不住。后来我才搞清楚什么是缓刑,原来我可以出去了。

问:法院判决后,有没有再偷过或抢过?

阿旭:没有了,不想再做了,也没有这个必要。我现在觉得之前很傻,也很后悔,但是后悔没有用,事情已经发生了。

问:以后你有孩子了,会把你的经历告诉他吗?

阿旭:我会。虽然这段经历不光彩,但是我要给他敲警钟。我要告诉他,你爸也有老底,但这又怎样,做错了一定要去承担。

问:现在还来法院吗?

阿旭:会,每隔一段时间就来,找杜法官聊聊。我现在有什么想法就会说出来,看看朋友们能不能对我有点帮助,免得我想到什么一冲动就去做了,我不想再后悔。杜法官还有班主任鲍老师、史老师都是我的朋友。

问:现在最想说什么?

阿旭:感谢吧,如果我没有碰到鲍老师,而是在别的学校抢劫了,他们可能会说这学生我们管不住你们给他判刑吧,不愿意帮我对法院作保证。假如我没有抢劫,我也不会遇到杜法官和陈法官,那么我之后的路也不一定走得过来。现在的我,未来可能还会更好。坏事变好事了,后面会少走很多弯路。

■采访余思■

采访完阿旭,笔者想到了上海少年法庭从成立初期就一再强调的“社会一条龙”制度,即法院与青保、妇联等部门共同参与的预防犯罪和矫治工作体系。在阿旭的故事里,一个系统、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对一个失足少年的回归之路是何其重要,对于少年审判、少年审判法官来说更是何其需要!

上海是一个拥有几千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公民社会相对成熟,基层社区组织也比较健全,专业的社工队伍逐渐壮大。经过30年的努力,“社会一条龙”有了一定的发展,但随着未成年人案件数量的不断上升,少年审判法官的办案压力不断增大,审判一方面要集中心思专心审判,另一方面又要在原有的“社会一条龙”基础上不断开拓与新资源的衔接,时间的有限性,资源的互通性,这是“社会一条龙”制度在新时代需要考虑和提高的地方。

如何充分发挥各类社会机构和组织的专业职能,如何为少年审判提供系统的支撑服务,如何帮助协调解决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后的实际困难,少年审判法官们还在默默地孜孜以求。当看到故事中那些少年审判法官们一双双真诚无私的眼睛时,笔者想,这不只是少年审判法官独自奋斗的路程,这更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因为,少年强则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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