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患心理性疾病的人数持续增长，上世纪九十年代呈现井喷式增长。以美国为例，1993年，患躁郁症（即“双向情感障碍症”）的19岁以下孩子，被检出有2万人；到了2003年，竟然有80万孩子被诊断出患有此病。仅仅十年间，这种较为严重的心理性疾病增长了40倍。

这十年间的美国，社会竞争和贫富分化加剧。但因为这一期间大多数时间是克林顿执政，出台了一些社会政策，加之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增长较快，失业率并不太高。按理说，这一时期心理性疾病增加的速度应该不会快于此前，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对此，行为经济学家用“判断偏差”理论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基础性假设，即人是理性的。而行为经济学通过大量实验及调查表明，在许多情况下，每个人对自己的认知是通过与环境互动获得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受到环境影响而出现判断偏差。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由经济学家罗姆•布莱福曼命名的所谓“变色龙效应”。

经济学家卡尼曼参与了一个行为经济学实验，地点是以色列一所军官学校。一群士兵在该校接受三个月训练，在把他们交给教官之前，实验者以军方测试官的身份告诉教官，这些士兵都已经进行过一项“挑战无领导小组”的测试，以判断每个人的潜在指挥能力。他们的成绩已区分为“高”、“一般”、“不确定”三类。实验者把每个人的成绩单交给了教官。实际上，这些士兵根本没有做过这项测试，他们每个人的成绩都是实验者随机填写的。但这个事实，无论是教官还是士兵都不知道。

三个月后，这群士兵进行结业考试。考试的结果非常有意思：原来潜在指挥能力被随机赋予“高”的学员，平均得分也最高，为79.89分；潜在指挥能力被赋予“不确定”与“一般”的学员，平均得分分别为72.43和65.18分。考试采取回避制，由考试委员会独立进行，学员的教官没有参与，考试成绩的真实毋庸置疑。

行为经济学家进行仔细分析后认为，学员的成绩差异缘于教官，当教官拿到那份他认为是真实的测试成绩时，就在潜意识中给每个接受训练的士兵贴了标签。在后面三个月的训练中，教官凭借先入为主的判断，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成绩的受训者，受训者也接受了这一暗示。于是到最后，受训者慢慢成为了教官潜意识中所认为的那个样子。

行为经济学家从上述实验以及诸多类似的实验中得出这样的观点：在某一特定环境中，当一个人被周围人打上某种烙印或者贴上某种标签后，很容易因接受这种心理暗示而成为周围人认为的那个人。这就如同变色龙，根据环境不同改变自身的颜色，产生了所谓“变色龙效应”。

回过头再看，上世纪末10年间美国患躁郁症的孩子异常增加，行为经济学是如何解释的。首先是制药商广告惹的祸。1993年年底，一种治疗儿童躁郁症的特效药问世。制药商在电视与广播节目中大量播放广告，提醒家长要注意孩子患上这种心理性疾病。有的广告更是反复说，即使一些很微小的迹象都表明，孩子有可能患上此病。一则广告还反复高分贝提问：你孩子患躁郁症了吗？请速用某某药厂出品的某某药。如此一来，越来越多的家长疑心孩子得了此病，一些心理尚未成熟的孩子在广告的长期暗示下，心理也开始不正常了。

惹祸的还有诊疗标准与过程。在这一时期，美国医疗系统扩大了躁郁症诊断的标准，把一些轻微的心理问题也纳入躁郁症筛查范围；而医生在诊疗过程中，下意识把哪怕只是“平时说话多”这样简单症状的诊断对象，也视为躁郁症患者，并按所谓标准程序治疗。其结果是，本来没这种病的孩子在得到暗示后，也自我认为真是得了这种病，并且很快出现该病典型性症状。

原来，我们每个人对他人的看法，同时在塑造他人；我们每个人对社会的看法，也在塑造社会。所以，当我们用善意去看待他人时，他人会回敬以善意；而我们如果成天用阴暗的心理看待社会，社会真有可能变得越来越阴暗。我们心里少一分黑暗，世界就可能多一分光明。正因为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多向社会传递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