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宣天

中国法院博物馆的古代审判展厅中，介绍了一种名为“五听”的审判方式。“五听”即“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是运用察言观色的方法，通过考察当事人的心理活动，揭露犯罪事实，平反冤屈的审讯方式，在中国古代司法审判中经常使用。

“五听”的历史演变

“五听”形成于西周时期，最早见于《尚书·吕刑》：“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其中“五辞”即“五听”，就是在审判活动中，原、被告双方都到齐后，司法官员须通过五个方面来考察判断他们陈述的真伪。

《周礼·秋官·小司寇》对“五听”的方式作了具体解释：“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辞听”就是察其言词是否不直，不直则理曲，直则理正；“色听”就是察其颜色，理曲则色变，理直则色不变；“气听”就是察其呼吸，理曲心虚则呼吸急促，理直则呼吸正常；“耳听”即察其听觉，理曲则惑，理直则不惑；“目听”就是察其眼神，理曲则失神，理直则坦然。通过辞、色、气、耳、目五方面的异常变化，观察当事人的内心活动，以求得实情。因此，“五听”作为一种审讯方式，注意对当事人心理活动的观察，具有浓厚的心理学色彩。这比起夏商时期常用的单纯依靠神明证据及刑讯逼供的审讯方式，无疑是一大进步。

秦朝时的司法官员非常重视当事人的言辞，审判官通过“五听”的运用，并结合反复审讯或刑讯的办法，将案件真相查出，作出合理裁断。《秦律》规定凡狱讯“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如果供词矛盾或情节陈述不清，可以反复讯问。汉朝对被告进行审讯，称作“鞫狱”，并沿用“五听”之法。

唐朝在法律中要求司法官员断狱时必须运用“五听”的审判方式。《唐律疏议·断狱》规定：“诸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拷讯。”《唐律疏议》予以注解云：“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征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意即先认真听取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再通过验证物证的方式，如有出入就上刑罚。宋朝审讯运用“五听”的方式与唐朝类似。

明朝要求司法官员在审判时“观于颜色，审听情词”。《皇明制书》中提到：“其词语抗厉，颜色不动者，事理必真，若转换支吾，则比理亏。”清朝也继续使用“五听”的审判策略。《大清律例》规定：“凡狱囚徒流死罪，各唤囚及其家属，具告所断罪名，仍取囚服辩文状。若不服者，听其自理，更为详审。”

“五听”在审讯中的运用

“五听”作为我国古代的主要审讯方式，在司法案件中多有应用。《列子·说符》篇记载，晋国多盗，请郤雍去捕盗，郤雍采用察颜观色的办法，通过对被告眉睫之间的观察便能查其实情，百无一失。《韩非子·难三》篇也记载：郑子产晨出，过东匠之闾，闻妇人哭声，便停车听了一会儿，派官吏将她抓起来审讯，果然是一个谋杀亲夫的罪犯。事后有人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子产说，凡人对于他们的亲人都是始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但这个妇女的哭夫声不哀而惧，所以知道其中定有奸诈之情。这两个案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早期运用“五听”方法破案的典型案例。

>>《唐律疏议》残片（局部）

“五听”在中国古代审讯中的运用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通过“五听”察言观色的方法辨诬雪冤。《明会要》载：明朝建文帝为太孙时，官兵捕获盗贼七人，他对七人仔细观察之后，对太祖朱元璋说，只有六个人是真盗，另外一个人是被冤枉的。经审讯之后果然如此。太祖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回答说，《周礼》听狱，色听为上，此人眸子了然，顾视端详，肯定不是盗贼。这一记载，虽有夸张之处，但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这一方法在辨诬雪冤中的作用。

第二，运用“五听”证实罪犯的犯罪事实。在许多案件中，尽管罪犯的疑点很多，但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难以定案。在这种情况下，运用“五听”察言观色的方法，对罪犯施加心理压力，往往能出其不意，迫使罪犯供认犯罪事实。在清末吴趼人的《我佛山人笔记》中，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案例：清苑县有兄弟二人各自分居，弟妇为谋夺弟之家产，在食物中放了毒药，不料兄子即侄子因腹饥先食，中毒而死，弟妇便又转诬是侄媳谋杀亲夫。由于证据不足，当事人又屡供屡翻，因此积三年不能定案。直隶总督要求某知府重审，知府在经过初步调查后，于第二日再审时，充分运用了“五听”察言观色的方法。他先对众人说：“昨夜我梦见死者对我说：‘凶手不是我的妻子。杀我者，右手掌变青，白睛色变黄。’”说完，以目环视众人，然后指着弟妇说：“你就是凶手，我说‘杀人者右掌变青’的时候，旁人皆神色自若，唯独你却急视手掌，这是你自己招供了；我说‘杀人者白睛变黄’的时候，旁人神色自若，唯独你丈夫急忙看你的眼睛，这是你丈夫替你招供了，你还有什么可抵赖的！”弟妇惊慌失措，连忙招供了犯罪事实。事后知府对人说：“我破此案并非神明，仅仅是运用了‘察言观色’四字诀窍罢了。”由于年代已久，又没有其他确凿的证据可以佐证，知府便利用了罪犯心理上的弱点，通过察言观色，在罪犯心理失去平衡并形于颜表之际，出其不意地指出罪犯。

“五听”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五听”能够得到历朝历代司法官员的认可，说明其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第一，“五听”符合现代心理学的逻辑。“五听”要求古代司法官员在审理案件时，亲自坐堂问案，面对面地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并观察其表情和神色。“观其出言，不直则烦；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观其气息，不直则喘；观其听聆，不直则惑；观其眸子，不直则眊然”，这与心理学中“心理刺激与生理反应对应伴生关系”相暗合，即只要有某种心理刺激就会出现相应的生理反应。审判官就可以通过这些不同的生理反应来推断原、被告双方是否在庭审中说了实话，再运用一些审讯技巧，进而比较分析和综合判断，准确查明案件事实。

第二，“五听”符合审判的直接言词原则。直接言词原则是指法官亲自听取双方当事人、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当庭口头陈述和法庭辩论，从而形成案件事实真实性的内心确认，并据以对案件作出裁判。“五听”要求原、被告双方都应在场，法官亲自审理，以人的感性认识为基础，进而上升为理性认识，运用事理、情理和逻辑推理对案件事实进行判断。这是直接言词原则在我国古代审判中的最早尝试。

第三，“五听”体现了对古代司法官员职务行为的高标准严要求。“五听”要求司法官员具备较强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在以口供为主要定案证据的古代，“五听”是获取案件证据的重要形式，司法审判官员必须通过对原、被告双方的种种表现，寻找蛛丝马迹，进而找到案件的突破口，“体察民情，通晓风物”，做到准确判案。

但与其他法律制度一样，“五听”也有其局限性。首先，“五听”制度过于强调司法官利用察言观色作出判断，缺少相应的实物证据相印证，具有较大的任意性和盲目性，很容易导致主观擅断。其次，“五听”过于强调口供的价值以及破案效率，容易导致刑讯逼供。这在历史案件中多有体现，一旦所谓的犯罪嫌疑人不服判决，动辄鞭笞刑讯，往往造成冤假错案。最后，“五听”对于司法官员素质的高要求，与司法官员准入门槛的专业程度有出入。古代科举考试对于司法断案的专业能力缺乏考查，继续教育与培训机制也并不完善，所以司法官员的水平参差不齐，就会使得“五听”并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