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法定审限内结案率、执结率等指标对促使法官公正高效办案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上诉率、调撤率、提起再审率、结案均衡度等绝大多数指标却显然给法官增加了负担。

第一，法院的主体是法官，评判法官工作绩效的主体应该是理性的当事人；第二，将诉讼当事人正常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如上诉、申请再审的几率等设定为审判质效指标有违权力运行规律；第三，某些指标的设定实际上导致诸多不良后果，如调撤率的设定违背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司法规律，滋长了“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无事就是本事”的不正确司法理念，酿成了 “强迫调”和“以拖促调”等不良现象，甚至还出现了，为了提高调撤率而弄虚作假的调解率100%的“乌龙”事件；再如结案率、结案均衡度的设定成为导致年底不立案的重要原因。这些指标设置的本意可能是让法官均衡结案、高效结案、满足群众司法需求，但事实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年底不立案或者拖延立案成为一些法院的潜规则。这种搞“下有对策”的做法不对，甚至损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益，严重损伤了司法公信，但在当前案多人少矛盾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一些法院囿于年底考核排名的压力，不得不搞变通、进行技术处理，以此让结案率等指标 “高大上”；第四，考核排名加重了法院内部的行政化，且易滋生腐败。虽然审判管理工作有十余项职能，但不可否认，大多数成绩较为隐性化，唯有考核排名是显性的，是每个法院的“面子”。众所周知，一到年底，一纸考核排名让地方法院领导和审判管理办公室的负责人真是“为伊消得人憔悴”。

考核排名取消后，对法官的要求和上级法院的要求不是降低了，反而在某些方面的要求更高了。如年底不允许不立案，那么法官年底的办案压力可能更大了，自然会促使法官均衡结案；另外，虽然没有了发改率的考核，但是由于案件发回重审、改判均是对法官自身业务水平的一个考量甚或是怀疑，因此法官自会更加慎重，而且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业务指导要求也会更高，换句话说，取消考核排名并不会影响审判的公正质效，即便有新问题出现也都是审判运行中的正常现象，可以通过加强业务指导、能力培训、约谈诫勉等方式来加以解决，并不是必须要动用行政指标考核。

当然，取消考核排名并非弱化审判管理权，而是让审判管理权回归本位，将上级法院审判管理的冲动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控制其触角的不当延伸，将主要精力放在当前亟须推进的司法公开，亟需加强的案件流程管理和审判质量管理、审判委员会改革等重点工作上面。摒弃单纯的数字管理模式后，除了审限内结案率等必要的法定约束性指标之外，其他指标是否再无用武之地呢？显然不是，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有了相关指标、数据，可以通过运用审判云计算，挖掘审判信息大数据，发现和掌握各类案件发生变化的规律，为法院化解社会矛盾、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参考依据。运用信息化手段，还可以实现对审判执行工作的全过程、全方位、实时化监督，促进司法公正。

取消考核排名后，法院的审判管理工作也面临着转型的问题，即应从原来冷冰冰的数字管理转变为人性化的大数据服务，不能再将“体检表”直接等同于“成绩单”。这与当前司法改革的方向亦是十分契合的，即法院的一切工作都要以审判为中心，并且确保“两个尊重”——尊重法官的主体地位、尊重审判工作规律。

古语云：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原先法院的审判管理由于考核排名的指挥棒作用，大多注重“治已病”，而真正关注“欲病”和“未病”者甚少。今后，法院的审判管理部门仍应时常关注审判运行中的一些数据指标，与业务庭、研究室、办公室等部门紧密对接，通力合作，准确把握审判执行工作和审判管理工作规律，主动发现和解决制约审判质量和效率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及时分析司法审判领域中所反映出的有关经济结构、金融风险、社会稳定、综合治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调研报告、司法信息、新闻宣传、法院专报的形式呈送给同级党委和上级法院，为同级党委和上级法院提供参谋服务。

让司法的归司法，司法自有其运行规律；让指标的归指标，指标自有其用武之地。厘清两者界限，才会实现科学管理；遵循客观规律，才会效果更优。应当说，这既是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取消考核排名的初衷，亦是各级法院今后思索、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