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近千家公司或个人暗地开展见不得光的“调查”，不惜采用非法购买、跟踪、偷拍等手段，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百条，再炮制出所谓“调查报告”以高价卖给委托客户，并借此获利数千万元——这是非法调查公司创办人韩飞龙（全名Peter William Humphrey，又译“彼特·威廉·汉弗莱”，英国籍）在10年间交出的职业“答卷”，或者说，是欠下的债。

“我很后悔触犯了中国的相关法律，对于给中国政府和其他人造成的伤害，我很抱歉。”7月13日，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内，曾经的“调查公司”老板韩飞龙面对记者，用中英文双语郑重致歉。

为坚决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持续不断地组织开展集中打击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专项行动。2013年7月，韩飞龙及其妻子虞英曾（女，美国籍）因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上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被批准逮捕。2014年1月，上海市公安局将此案移送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

这是在我国提起公诉的首起外国人在华注册公司开展非法调查案件。那么，这家所谓的公司究竟如何为委托客户提供服务？其中涉及哪些不为人知的违法内容？为什么该案嫌疑人韩飞龙频频感叹自己受了医药巨头葛兰素史克（中国）的蒙蔽？本报记者走访办案民警及嫌疑人韩飞龙、虞英曾夫妇，为您一一揭秘。

无孔不入

——非法获取数百条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涉及16个国家和地区

“全球供应链正在发生重大转移，跨国公司将他们的供应基地转向亚洲，以及更多的转向中国。当全球采购越来越集中在这一地区时，风险与挑战、回报与盈利并存，有时风险甚至超过回报。‘中慧’（Chinawhys）在这里帮助你躲避雷区。”

2003年底，韩飞龙夫妇在香港注册的“中慧”公司网页上曾写着这样的广告词。公司对外宣称主要负责开展商务咨询调查业务，但据记者向上海警方核实发现，该公司实际上并无实体办公场所，也未聘用工作人员，是一个“空壳公司”。

2004年，两人又在上海注册了“摄连”咨询有限公司，并先后招聘了十余名员工开展公司业务。

“韩飞龙夫妇涉嫌以开设咨询公司为掩护，私自开展违法获取个人信息活动。”据上海警方介绍，2003年以来，韩飞龙夫妇已经接了至少700个项目委托，公司账面上的收入超过1000万元。

“韩飞龙是个非常周密的人，他的公司在香港、上海开立了很多银行账户，即使主要在上海开展业务，他最常用的名片上也还是会强调‘香港’要素，并且利用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账户采用美金结算。”办案民警告诉记者。

记者注意到，委托韩飞龙公司进行调查的客户主要是在华大型跨国公司，包括制造业企业、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及其他机构。而他们要求调查的对象则涉及到包括中国、德国、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在内的16个国家和地区。

“对于客户委托我们调查的对象，我们不仅要调查其自身的背景信息，也注重调查他们的‘关系网’。”韩飞龙坦言，在他所承接的项目中，涉嫌以非法手段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约占公司接单的30%。

手法多样

——“明码标价”非法购买公民隐私信息，或以跟踪、偷拍、冒充、潜入等手段获得信息

在韩飞龙为委托客户所提供的“调查报告”中，毫不掩饰地提供了被调查者的户籍信息、通话记录、房产资料、工商纳税记录以及出入境资料等个人信息。

韩飞龙承认，这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个人信息是通过购买而来。

“我们承接的项目中常常需要做一些背景调查，其中有的部分需要找当地的咨询公司去搜集。对于当地咨询公司提供的信息，我们是按照人头付费，单个人的信息大约700至800元，但有时候他们会一次提供两三个人的信息，那就要支付2000元左右。”韩飞龙说。

虽然看似价格不菲，但当这些个人信息汇入到韩飞龙手中并在此基础上生成报告后，客户为此支付的价格将比韩飞龙支付的成本高出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据警方统计，2003年至今，韩飞龙公司承接的这类调查业务每宗收入可达几万元至几十万元，最大的单笔收入高达50万元。

然而，在被记者追问他购买个人信息的这些“上家”是否合法时，韩飞龙停顿了一下，随即表示，“我无法保证他们都是通过合法渠道获得这些个人信息。”

事实上，个人信息并不总能顺利从“上家”那里买到。查通话记录、查银行账号、查用户电子邮箱中的私人信件，为了摸清被调查对象的生活作息规律，在公共场所跟踪、偷拍、冒充、潜入等手法都被使用。虽然风险巨大，但惊人的利益回报却驱使调查者甘愿冒险。

明知故犯

——得知“上家”出事后仍想购买个人信息，却辩称4年时间里不知中国法律更新

2013年年初，韩飞龙非常焦虑。因为他发现，曾与自己“合作”时间长达6年的个人信息卖家刘某“不见了”，他们的合作被迫中断。

6年前，韩飞龙在一个派对上结识某“咨询公司”老板刘某。很快，他们展开了合作。

“如果有需要，我会先给他们打个电话，他们会提供建议，并且提供我所需要的个人信息。”韩飞龙曾向警方抱怨，他购买个人信息的另一个“上家”蔡某涨价厉害，几乎超出了他的相关预算。而因为刘某的价格相对合理，所以他们的合作关系延续多年。

在全国公安机关开展的集中打击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专项行动中，刘某因涉嫌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被警方依法讯问，并接受了相应处罚。

“刘某出来以后，我们仍然保持联系，我也在考虑有什么合法的事情是我们可以继续合作的。”韩飞龙说。关于他曾经消失的原因，韩飞龙非常清楚。当他想继续两人之间的合作时，刘某婉拒了。

“我们并不知道中国政府2009年已经出台了新的法律，将获取公民信息视为违法行为。在刘某被抓之前，我们毫不知情。”韩飞龙说。

2009年2月28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中明确规定，自然人或单位窃取或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达到情节严重程度的，是应予以刑事处罚的犯罪行为。2009年10月16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将此类犯罪行为的罪名确定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触犯此罪名，将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韩飞龙所说的“新的法律”，即指上述补充法条。

自相矛盾的是，仅仅在刘某婉拒合作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韩飞龙又物色了一家新的咨询公司，以继续展开此前与刘某进行过的类似合作。在以非法手段获得公民个人信息的错误道路上，刘某被抓的事件似乎并未影响韩飞龙把调查业务做大的野心。

“韩飞龙、虞英曾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性都是明知的。”据办理此案的检察官介绍，2013年之前，二人向北京的刘某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其后刘某因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被北京警方立案侦查。“二人在知晓此事的情况下，转而向上海的蔡某购买公民个人信息。”该检察官告诉记者。

“我们不了解中国法律的改变，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与韩飞龙一样，他的妻子、事业伙伴虞英曾也一度坚称这一观点。

但值得注意的是，自2009年，中国政府已经出台相关法律，至2013年他们的“上家”刘某被抓，再到他们夫妇二人被警方控制，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4年时间。有证据显示，在这4年中，韩飞龙夫妇仍以每年约100个左右的调查订单牟利。

恍然大悟

——“如果早看到这些举报信，我不会接受葛兰素史克（中国）的委托，他们欺骗了我”

“我想详细告诉你们关于葛兰素史克这单业务的前前后后。他们欺骗了我。”身穿橘黄色背心的韩飞龙此时情绪有些激动，他喝了一口水。

“2013年4月，经一家投资公司介绍，药业巨头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英文简称GSKCI）的高层管理人员找到我，希望我的公司为他们提供帮助。会面时，GSKCI前业务总经理马克锐（Mark Reilly）以及GSKCI前法务部总监赵虹燕告诉我，几个月来，有些人不断写匿名信给中国政府机构，指控公司内部存在严重的商业贿赂行为，他们希望我确定谁是这些匿名举报者，并且调查他或她的背景、社交及家庭情况等信息。”

韩飞龙说，GSKCI只是他的700多位雇主之一，并无特别之处。在这次会面中，按照惯例，他认真听取了对方的要求，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告诉他们，我需要看到这些匿名举报信，因为我必须分析这些信件。”但是，这个要求被当场回绝了。“马克锐告诉我，匿名信里的事都是子虚乌有，是‘对公司的一种污蔑’。他们拒绝提供关于匿名信的更多细节，只让我抓紧调查。”韩飞龙说。

在这次碰面中，GSKCI同意为这单生意支付22万元人民币，以及至多3.3万元人民币的差旅杂费。更重要的是，韩飞龙当时得到了保证——GSKCI方面明确称已对内部举报者的指控进行了调查，并发现它们“不属实”。

于是，韩飞龙以“蝎子计划”为代号展开了为期近两个月的调查。这也是韩飞龙的一个习惯，每展开一个调查，韩飞龙都会随机起一个代号，如“鹅计划”、“马勒计划”、“黑刺李计划”等。

随后，韩飞龙向GSKCI提交了一份长达35页的“蝎子计划”报告。在这份报告中，韩飞龙指出：“GSKCI应当警惕可能存在的经营漏洞，公司可能因此易于受到攻击”，并补充称，这类漏洞包括“公司雇员或者商业伙伴的违法违规行为”。

换句话说，韩飞龙认为，给这家药业巨头带来最大风险的并非内部举报者，而是公司内部本身存在的经营漏洞。

然而，令韩飞龙愤怒的是，在他千辛万苦完成了调查后，GSKCI才将内部举报信的细节透露给他，而他看完信后的第一反应是“震惊”（shocked）。

“这些举报信中，有的篇幅很长，它们更像是完整的调查报告，内容非常翔实，写作者英文功底很好，行文流畅，很可能并非一个人所为。”更要命的是，根据多年调查记者和十几年调查服务的经验，韩飞龙仔细分析了信件中的内容，发现举报者对于GSKCI商业贿赂行为的指控“肯定不是空穴来风”，而GSKCI对所谓举报者的怀疑也是毫无根据的。

记者注意到，在此前接受英国几家主流媒体的采访时，韩飞龙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内部举报者对GSKCI的指控看上去是“有根有据”的。

“我当时就意识到我们被骗了。GSKCI利用了我们。”韩飞龙随即联系GSKCI，表示自己不能再为其提供任何服务。

更令韩飞龙感到震惊并愤怒的是，在GSKCI第一次找到他洽谈调查业务之前，警方已经对GSKCI涉嫌严重商业贿赂的行为展开调查，而马克锐等高管却对如此重要的信息只字未提。

“如果我知道警方早已开始调查GSKCI，我绝不可能接受这个业务。”韩飞龙说。

不过，韩飞龙也向警方承认，在调查GSKCI内部举报者的过程中，他动用了当地的咨询公司，以非法手段获得了关于那些所谓的内部举报人的相关个人信息。

双语致歉

——看守所里与儿子通信互相鼓励，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在中国没有“灰色地带”

“37年和中国、东欧打交道的经验，20年路透社亚洲、东欧、巴尔干半岛记者经历，过去14年致力于跨国公司的白领犯罪防控、欺诈调查和危机处理。”韩飞龙曾在公司网页上这样介绍自己。这位曾经优秀的调查记者，却因为涉嫌非法获得公民个人信息，开始了等待法律审判的艰难岁月。

“看守所里的工作人员对我很亲切，他们很关心我。这里的医护人员对我也很好。”韩飞龙告诉记者，律师和使领馆工作人员也常来看守所探望他，“两周前我刚刚见过我的律师”。

最令他愉快的事情是与儿子通信。作为一名父亲，刚刚高中毕业的儿子始终是韩飞龙心头的牵挂。“他是个很善于写信的小伙子，最近他来信告诉我，他正在实习。我在信中鼓励了他。”令韩飞龙欣慰的是，儿子也常在信中鼓励自己。

如果不是因为在非法获得公民个人信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韩飞龙本应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我很后悔触犯了中国的相关法律，这不是出于我的本意，对于给中国政府和其他人造成的伤害，我很抱歉。”面对记者，韩飞龙用中英文双语郑重致歉。

“以前我们以为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是‘灰色地带’，现在我们知道，这是错误的。”虞英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