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本刊记者 袁定波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同时享有“设计之都”“钢琴之城”“创客之城”等美誉。深圳的市场经济体制发育较早，市场化程度较高，非公经济因素活跃。

多年来，深圳法院积极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符合司法规律的破产审判体制机制，逐步形成了市场化导向、专业化处置、规范化退出的深圳特色破产审判模式，取得了较好效果。

破产案件总数占全国的1/15

“深圳法院的破产审判工作起步比较早，经历了比较长的探索历程。”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龙光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在1993年深圳市人大颁布实施《深圳经济特区企业破产条例》后，深圳中院即成立了全国首个破产审判庭—经济审判第三庭。2002年，因最高人民法院大民事审判改革，经济审判第三庭被撤销，破产审判职能并入民二庭。2006年，为满足工作需要，再次恢复设立破产审判庭，负责审理深圳市内的企业破产案件、重大强制清算案件和与破产相关的衍生诉讼案件。

据了解，2014年9月法官员额制改革时，破产庭设置3个合议庭，配备法官11名，法官助理8名。在审破产案件326件、破产申请案件200件，法官在办年度破产案件人均60余件。2016年度，深圳法院破产案件总数约占全国的1/15。

龙光伟指出，从近些年我们审理的破产案件看，深圳法院的破产案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破产企业以民营为主。2007年以来至今年6月，共受理破产案件749件，国企破产仅有20件，占比3.2%。二是启动破产程序的主体以债权人为主。在749件破产案件中，有548件系由债权人申请而产生，企业自己申请较少。三是破产主体和案件类型多样。涉及证券公司、上市公司以及中小企业和民办学校等非企业法人多种市场主体，覆盖破产清算、重整、和解等所有破产程序，其中破产清算最多，达703件，重整次之，为43件，和解较少，仅3件。四是小额破产案件和普通破产案件数量上升较快。2014年新收破产清算案件64件，2015年新收破产清算案件131件，2016年新收破产清算案件225件，2017年1至6月新收破产清算案件243件，其中90%以上均为普通破产和小额破产案件。

注重破产重整优化资源配置

龙光伟介绍说，在破产案件审理中，深圳中院重点抓了三方面工作。

注重受理，努力化解破产案件立案难。严格依法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畅通破产司法渠道。经审查达到破产界限的，均予以立案进入破产程序，防止有案不立和选择性立案；确实不符合破产条件的，引导申请人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债务纠纷，切实发挥破产退出机制的职能作用。近年来审理的破产案件呈不断增长趋势。2014年审查破产申请133件，2015年审查破产申请175件，2016年审查破产申请142件，2017年1-6月审查破产申请272件。

注重创新，以破产重整为重点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利用重整制度，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发展前景、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提供重整平台，恢复经营能力。近年来，成功重整深中华等6家上市公司，以及金田实业等4家从主板退市的公众公司，形成了上市公司重整案件审理标准体系；积极探索预重整审理模式，福昌电子案在正式受理前，通过指定管理人提前介入，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打好基础；积极推动再建型重整，挽救了国基房产等一批房地产企业，以及迅宝系等一批生产型企业，促进实体经济发展。2015年，重整企业12家，涉及资产65.33亿元，保留就业岗位1600多个。2016年，重整企业8家，涉及资产85亿元。

注重效率，及时实现破产企业依法清算退出。围绕“三去一降一补”，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保证企业依法有序退出市场。成功清算了南方证券、大鹏证券、汉唐证券三大证券公司，广国投等金融企业，以及唯冠科技、翡翠航空、建华职业学院等大型企业和民办学校。2014年破产清算企业218家；2015年破产清算企业283家，涉及财产30多亿元；2016年破产清算企业395家，涉及资产88亿元；2017年1-6月受理破产清算案件96件。破产清算企业数量居全国同级法院前列。

多措并举创新破产审判机制

“近年来，深圳法院针对破产审判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研究，积极探索符合实际需要的破产程序、操作指引、措施和办法，形成了具有深圳特色的破产审判机制。”龙光伟说。

其中，设立专门的破产审判庭，对破产案件实行专业化审理和专项管理首当其冲。建立“一登记两审查”制度，对当事人的破产申请，由立案庭登记立案并作形式审查后，移送破产审判庭运用听证程序进行实质审查，达到破产界限的，裁定正式受理、启动破产程序。通过“一登记两审查”，确保了破产立案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同时，实行“两集中一回避”制度，深圳辖区内的破产案件由市中级法院集中管辖，涉及破产企业的衍生诉讼由破产审判庭集中审理，促进裁判标准统一；审理破产案件的合议庭与审理衍生诉讼案件合议庭相互回避，形成内部监督机制，保障裁判公正。

“深圳法院对破产审判流程、审判方式进行了创新。”龙光伟告诉记者，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若干意见》，深圳中院借鉴香港地区破产简易程序做法，探索建立简易破产清算程序，确保繁案精审、简案快办。适用简易破产程序的案件，原则上要求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为“僵尸企业”提供快速退市通道。对资产数额不大、经营地域不广的小微企业，在案件受理、公告、管理人尽职调查、审计、终结、注销等环节予以简化，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对没有财务账册或者财务账册不齐，无法审计的，通过执行查控网调查企业财产，按照现有财产状况直接宣告破产清算；无财产的，同时终结破产程序。2014年至2016年，依照简易程序审理破产案件157件，审结84件，平均结案周期215天。

尝试预重整，在审理福昌公司重整案中通过预重整来搭平台、摸底数、促谈判、清障碍，为重组方和企业提供重整机会，提高了破产重整的成功率，得到最高人民法院肯定。

建立“优势互补”审理模式。利用集中管辖的信息优势，对企业进行联合重整，在审理深中浩及迅宝系企业的重整案件中，识别各自企业优势，将迅宝系资产作为重组标的注入深中浩，以深中浩的股票清偿迅宝系债务，重整后两个企业共计四家关联公司均走出困境。尝试母子公司合并重整。对深信泰丰采用集团公司与四家子公司整体重整的方式，由母公司统一偿还子公司债务，子公司股东将全部股权转移给母公司持有，一次性解决了“母子公司”债务问题。探索实质合并清算。对南方证券、汉唐证券，通过与其“壳公司”进行合并清算，解决关联公司人格、财产混同问题。创新实物分配模式。在南方证券破产案中对不宜处置变现的双哈股票（哈飞、哈药，分别占流通股的88.8%和90.46%），以法院确定分配方案后60个交易日的平均收盘价为计算依据，分配给债权人，避免集中处理影响金融市场，得到证监会的肯定。

健全破产管理人制度。围绕管理人的监督管理，着力完善准入、管理、考核、激励、保障五方面制度，形成了管理人名册编制办法、分级管理办法、考核办法和管理人工作规范等六项管理人监管制度体系。将管理人分为三级，每一级管理人可以承办的破产案件不同，重大破产案件只能由一级管理人承办；对管理人实行动态管理，按年度考核结果予以晋级、降级和末位淘汰。2014至2016年，深圳中院对管理人进行了三次年度考核，8家中介机构晋升管理人等级，8家中介机构被降低管理人等级，4家中介结构被淘汰出管理人队伍。这些做法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肯定，被纳入全国法院破产审判改革试点项目。

完善破产保障机制。针对企业无资产或者资产数额不大，破产费用无保障的问题，在全国率先推出管理人援助资金制度。援助资金由政府拨款和管理人报酬提留两部分组成，其中政府财政每年拨款200万元左右，专项支付无产可破案件破产费用和管理人报酬。截至2017年6月，共拨付援助资金1237.69万元，初步解决了无产可破企业难以启动破产程序的世界性难题。

探索执行转破产机制。将资不抵债、符合破产条件的被执行企业法人移送破产审判、一揽子解决相关矛盾纠纷，是统筹解决执行难和破产难的一项重要改革。早在2013年6月，深圳中院就制定了执行不能案件移送破产的若干意见，在全国率先开始进行探索。去年最高人民法院部署开展“执转破”工作以来，深圳中院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从制度建设、人员保障、流程控制、程序简并等多方面作了进一步深化完善，推动执转破工作向纵深方向发展，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肯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审委会专职委员杜万华分别对深圳中院“执转破”工作作出批示，肯定执转破在助力解决执行难方面大有可为，要求“认真总结、推广”。

截至2017年9月，深圳法院共移送破产审查101件，中止执行案件10191件；受理破产案件65件，适用简易破产程序60件，已经宣告破产和终结破产程序25件，终结执行案件4491件，平均每件破产案件消化执行案件180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