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春节临近，我就莫名地怀念儿时的春节，那淳朴无华，那原汁原味，那安宁温馨，那百分百的幸福快乐。

小时候我的家，在距离小县城不远的农村。那时确实很贫穷，可是一旦进入腊月，人人脸上有喜悦在洋溢，内心似春风在吹拂。

在我的记忆深处，春节是从洗衣服、扫舍开始的。没有几件衣服，有两身能穿出门换着洗的衣服就算很奢侈了。时兴的“的确凉”黄色上衣，黄色裤子，我总是周一穿到周六，周日洗过，周一接着穿，也不知什么时候“退伍”的。衣服少，更没有洗衣机，全部是手洗。没有自来水，都是端到门前的小河渠畔扎堆洗。

这是一道多么靓丽的风景啊：大姑娘、小媳妇、小丫头，就像是洗衣大赛，说笑声，棒槌声，交织杂揉，小河潺潺，雁叫阵阵，炊烟袅袅，恰似世外桃源。天寒地冻，河水刺骨，竟然不觉得冷，哪怕手被冻成“透心红萝卜”，哪怕衣服没处晾晒，就搭在柴草上，哪怕衣服满眼补丁，也要洗得穿在身上干干净净，精精神神。衣服洗过了，便是扫舍。窑洞也罢，土坯房也罢，都要腾空，打扫一个底朝天。房旮旯的蜘蛛网要扫掉，老鼠洞也要把它塞住。

土墙要用报纸重新糊一遍，每逢这个时候，最辛苦的自然是奶奶和妈妈了。我们光是贪玩，追逐嬉闹，几乎不知道干活。现在才知道那活有多么脏多么累多么苦，奶奶和妈妈为了让春节过得体面赢人，下的功夫有多大：头上戴个头巾，只漏出两只眼睛，扫呀扫，抹呀抹，纯粹是和灰尘“过不去”。到最后，鼻子口唇眼睛就全被汗水湿了的尘土包裹，仿佛戴着个土做的面膜。

辣椒要自己在碾槽碾细，用手来回推拉也行，用脚蹬也行；面粉要自己磨，一个自然村只有一个电磨子，磨面要排队的，曾经好多次凌晨三、四点我起来帮助母亲把麦子用架子车拉到磨面房。磨面机不是自动的，必须两个人配合，一个人把磨下来的撮起来，递给另外一个人，再倒进去来回磨，直到感觉够细才行。

腊月二十三过后，年味渐渐浓厚。杀猪成了最大的事情。杀猪人都是自发组织的自愿者，有杀猪宰牛的绝活手艺。一口大锅，一张案板，一副吊架，几个彪形大汉，一个杀猪队就组成了。小孩子们最爱玩的莫过于吹猪尿泡，不顾腥骚，一个个吹的津津有味。谁家有婴儿爱流口水，专门要找猪尾巴给煮熟吃。手容易被冻龟裂的人，要专门用猪油擦手。等到猪被宰杀、开水烫、毛拔光上了吊架，开膛破肚后，把猪项圈割下来，一家人品尝猪肉，同时也是犒劳屠夫，甚至解一年嘴馋的香气喷喷的那道菜也就成了。猪项圈炖粉条豆腐，再来一个大馒头，那简直就是神仙都会闻味降临人间，大快朵颐，一饱口福的。我一直认为，现在好多酒店的大年菜，就是模仿的那道菜。只可惜，不知是猪肉不香，还是粉条不纯，还是人的嘴太刁，怎么也吃不出当年的滋味。

年事要断断续续准备一个腊月，高潮便是除夕煮肉压肉，贴对联，糊窗花，扫院子，放鞭炮。这一天，煮肉自然是奶奶和妈妈的“压轴大戏”，她们好像不知疲倦的机器人，出出进进忙活着。等到香气四溢，第一锅肉熟了捞出来，贪玩的我们才会跑进去，吃了一块又一块，以至于正式吃饭的时候肚子都饱了。压肉也是原始的方法，用石头摞着压，一直要压一个晚上，初一早上正好派上用场。

孩子最大的期盼是穿新衣服新鞋子新袜子，当然少不了放炮。我胆子小，对放炮不是很感兴趣。记忆最深的是腊月根送“年画”，一般是孩子的舅家给外甥外甥女送。有胖娃娃，有年年有余，有红灯记的剧照等等。每次亲戚还没走，我们就迫不及待的拆开，看看送的是什么？妈妈总是在除夕的晚上，等我们熟睡以后，魔幻般的用面粉搅拌的浆糊把“年画”贴好。第二天早上睁眼一看，满眼都是新鲜和惊喜，似乎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

除夕要守岁，没有电视，甚至没有收音机，就只是吃个年夜饭，然后等着爸爸发压岁钱。不过这个时候，也是听奶奶、妈妈讲故事，听爸爸、叔叔说天下大事的最佳时间。在一个个故事里，在一个个新闻里，想象着，憧憬着，懵懂着，一直到实在撑不住的时候就那样东倒西歪，竟然会睡得香甜无比，幸福无比，梦里都是带笑的。

除夕守岁一宿，初一早上还要比谁早起，看谁起来挑第一担水，看谁家院子第一个燃起用柏树枝点燃的火堆。冷风刺骨，我挑过水，我点燃过火堆，火苗迎风窜起来，吱吱作响，柏树的香气弥漫整个院子。这时候，鞭炮齐鸣，整个村子氤氲着浓烈的年味，笼罩在一片祥和欢腾之中。

春节是农耕文明最盛大的狂欢，是迎接春天的节日，是辛苦一年靠天吃饭的先人们犒赏自我，享受收成的最好方式，也是点亮生命，砥砺前行的最大动力。如果问春节最有生命力的元素是什么？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珍视亲情，享受团圆。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就是最好的脚注。在这普天同庆的节日里，新旧摩擦着，交替着，人们欣喜着，快乐着，明天继续着，向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