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好强斗狠的民族，但中国武术却在世界享誉盛名。武术，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意味着侵略和伤害，而是以“制止侵袭”为技术导向、引领修习者进入认识人与自然、社会客观规律的传统教化(武化)方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武术高强的英雄豪杰，或行侠济世，常救人于危难，或仗义疏财，过着逍遥绝尘、世人向往的生活。

人称之为“侠”！

然而，“侠”的初始之义却不以武术闻名。何者为侠？从古文字学的角度不难发现，“侠”其实是一个象形文字。侠，夹人也。《说文解字》中说，“侠者，俜也”，引申为助人。如果要进一步进行阐述的话，“侠”就对社会和他人做出贡献的，且具备超出一般人的能力、勇气、道德仁义、有大作为的人。这是既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社会追求。这一点，司马迁在其《史记•游侠传》中有更清楚的解释，该文写道“所谓言必行，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千里诵义者也”。文章重点列举了朱家、郭解等人，他们或许并不是推动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其事迹也并无太值得称道之处，比起《史记》的其他部分，也缺乏戏剧感，但司马迁着重表现了他们在社会上影响力之强大，“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这样的场景在王侯公卿的传略中是不常见的。

无独有偶，班固的《汉书》也有一篇专门写“侠”的文章。文章叙述朱家、剧孟、郭解、万章、楼护、陈遵、原涉等汉代七个游侠人物的事迹。汉代的游侠，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分子，既包括有社会中上层“豪杰”人物，也有下层各色人等，无严密组织，有领头之人，活动范围较广，社会能量较大，最大的特点是结成社会集团，自行其是，不遵官府的法度。《史记》《汉书》都传写游侠，但思想不同。司马迁歌颂布衣之侠，他既划清侠与儒的界限，也区分布衣之侠与豪暴之徒、民间盗跖之不同，肯定游侠讲求信义、打抱不平的精神，指出游侠行为“虽不轨于正义”，触犯封建法纪，但受到下层民众的欢迎，故特为其树碑立传。

但现代人说起心目中的“侠”，恐怕想到的既不是《游侠列传》中的朱家郭解，也不是《刺客列传》中动若惊雷的聂政荆轲，更不是《水浒传》中的一干好汉，而是金庸小说里的郭靖萧锋了。然而，回旋于金庸小说中“侠之大者”的主题，归于初始，却依然是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所叙述的“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的典型形象。侠，与形而上的国家控制并不相干，人们甚至不愿意将“侠”和“官”扯上一点关系，“侠”重的是“功于当世”、死不足惜的傲然气魄。这种侠的精神，这种源自于社会草根阶层的魅力，恐不是强调“小不得僭大，贱不能逾贵”的班固所能理解的。

要说的是，侠并不是汉代的特产。侠从何来？其实早在春秋时期便有“侠”的“身影”。春秋战国，刀兵四起，百家争鸣，尚武、养士之风盛行。历史上著名的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等人府中食客数千，其实食客就是所谓的“士”。士分文士和剑士。文士即谋士，剑士即武士。剑士好勇斗狠，但也讲究知恩图报，经常有剑士为了报答主人的知遇之恩而不惜以身相殉。墨子看到了这一情况，加以总结和分析并疏导道：“任（注：任侠），损己而益人矣。”并给这种任侠注入新的血液，那就是“义”。墨子说：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说的“义”，就是正义，大义。那么什么是正义大义呢？他认为，兴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才是真正的大义。墨子用自己的行动为“义”做了最好的诠释。楚惠王年间，公输盘帮楚国造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知道后，从齐国起程，日夜不停，历经十天，奔走千里，废了三双鞋子，脚底重茧，赶到楚国见公输般和楚王，阻止其攻宋。说服公输盘后，再见楚王。楚王不听，墨子让公输盘为攻，自己为守，演示战争。公输盘九攻之，墨子九拒之。公输攻已尽，而墨子守有余。公输欲杀墨子以绝其患，墨子置生死于不顾，坦然说道：“你杀了我也没有用，我的弟子禽猾离已经带着守城器械和三百弟子到宋国去了。”楚王无奈的说道：“吾请无攻宋矣。”当时楚是大国，宋是小国，可以想象楚国如果攻打宋的话，宋肯定是灭国之灾，肯定是生灵涂炭，血流千里。墨子以一己之力，直言说楚，不但体现他胆识过人，而且还表现了他为了大义而不顾个人生死的英雄气概。这种精神正是“侠”精神的起源，可见始于墨子。墨家，侠者也。

但由于侠士“以武犯禁”直接扰乱了封建统治秩序，屡被统治者所禁。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侠士就不再存在，相反，它深潜于民间，不绝如缕。更重要的是侠义作为一种精神和处世准则，虽被上层统治者所反对，却活在下层人民的心中，形成一种中国民间的文化精神。在历代农民起义的活动中，侠义精神都作为一种团结民众的精神支柱而存在。他们所打出的“均贫富”旗帜，就充满了墨家的“兼爱”意旨。明清以后的帮会社团，也都有墨家巨子组织制度的影子，他们讲信义，重然诺，共甘苦，轻生死，都有浓厚的墨家之风。他们“四海之内，皆为兄弟”的行为准则，也正是“兼爱”思想的体现。三墨家的侠义精神，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有着充分的体现。汉魏以来，以武行侠的侠士，逐渐成了文人骚客的歌咏对象。也许是武侠的精神感染了诗人和文士，也许是诗人和文士不甘于自己白面书生的文弱地位，也许是武侠和文士在精神上是一种互补，总之，歌咏侠士精神的诗歌与描写侠士形象的传奇和小说便应运而生，从而给中国文学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增添了一道新的风景线。曹植《白马篇》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幽并游侠儿”，就寄托着他希望赴身国难、建立边功的愿望和理想。晋宋之际的陶潜，本是位隐士，但他却写出了一首《咏荆轲》。

当代武侠小说家金庸在其名著《神雕侠侣》中写了一段很感人的对“侠”的阐述，我是比较认同的。《神雕侠侣》第二十回中写道，“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然我才力有限，不能为民解困，实在愧当大侠两字。你聪明智慧过我十倍，将来成就定然远胜于我，这是不消说的。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于金庸而言，真正的大侠，必然是那些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人。

故而，一言不和血溅五步不是侠，一时的意气之争不是侠。真正的侠者，大到为国为民，小到见义勇为。真正的侠者具备悲天悯地之心，有爱心，爱百姓，爱众生，爱万物，兼相爱，交相利；他以百姓之心为心，以百姓之苦为苦；侠者即仁者，侠者爱人。因此即使在危难之中也奋不顾身，舍生取义。侠者贵义，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义之所弃，虽万金将于我何干？这才是真正的侠客所要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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