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本刊记者 张春波

   在众多的战争遗留问题中，劳工索赔位于最接近解决“曙光”的位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除事关日本政府、军队外，还涉及日本企业。而对企业提起诉讼相对而言，政治影响要小很多。中国二战劳工对日索赔律师团团长邓建国说：“目前我们起诉的被告，都是主体资格存在的企业。由于被注销的企业其已丧失法人资格，唯有将日本政府列为被告，但难度较大，所以针对这类企业并没有进行诉讼。原则上日本政府应该作为被告，但根据我们的诉讼策略，目前没有这样做。在诉讼过程中，我们会视情况考虑是否将日本政府追加为被告。”

   7月24日，在约定好的采访时间前，85岁的赵宗仁接到一个老伙计的电话。从电话里，他得知被公布的日本三菱公司的最新“表态”。抛却具体内容是否合理不谈，任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会长的赵宗仁还是积极地看待这件事，他说，“这多少有了点松动的希望。”

   上个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日本国内劳动力出现巨大亏空。彼时，日本企业将目光转向国外，建议政府尽量使用中国人从事“低级劳动和不重要的工作”。1942年11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议，声称：“将中国劳工移入内地，以便使其参与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随后，为加快这个罪恶行径的步伐，日本政府又在1944年2月举行的次官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促进华人劳工移进国内事项》的决议，掳掠中国劳工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据统计，从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约39000名中国劳工分169批被日本侵略军武力抓捕后，押送至日本35家企业至少135个作业场所做苦役。被抓捕的中国劳工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11岁。多数中国劳工在日本投降后回国，而共计6830名劳工死亡，埋骨异乡。

赵宗仁老人 张春波摄

   位于北京市西北角的海淀区苏家坨镇，原系昌平县管辖范围。赵宗仁的家就在苏家坨镇苏三四村。1944年，刚刚14岁的赵宗仁被骗至日本为熊谷组工作，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强掳的众多中国劳工大军中的一员。

不安的行程：

“坐运煤船在海上漂了8天7夜”

   由于家境困难，赵宗仁很小便帮忙赚钱养家。1944年中秋节前，赵宗仁曾受雇去昌平修城墙，临走时他特意和伪政府的工作人员说，“下次再有做工的，我还去。”不久后，伪政府骗说还是去昌平县做工，对此，赵宗仁一点没有怀疑，便欣然答应了。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到昌平后，他和其他劳工却被一起押送到华北劳工协会。在此住了一晚后，第二天，伪警察押着包括赵宗仁在内的148人从前门站乘火车至塘沽。据赵宗仁回忆，这148人中，年纪最大的69岁，年纪最小的只有12岁。

   “在华北劳工协会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儿，想跑，但因为岁数小，犹豫了一天也没跑成。”赵宗仁说，“到了塘沽一看，门口支着轻机枪，还有一个日本兵抱着步枪，这时候想跑也没法跑了。”赵宗仁回忆说，“时间大概是农历九月初一，当时困着劳工的地方东边靠海，其余三面围着铁丝网和电网。”刚到这个像“集中营”样的地方，就被要求脱光衣服，日本人给劳工每人发了一床被子。这被子，大家披了2天。直到第三天，才给每人发了一身单衣。

   在塘沽等了近一周，终于等到日本运输船。这条船是运输煤炭的货船，捎带着运送中国劳工赴日。“船舱里装着大煤块，在煤堆上铺上席子，我们就在这上面睡。”

   在这条船上，除了昌平地区被骗来的劳工，其余还有一部分人是在街上抓来的。他们被日本人分成两部分，分别用白布写上“熊谷组”和“北炭”。赵宗仁和他的绝大多数同乡被编入熊谷组。因另一部分人较少，后从148名昌平劳工中调拨去12人。两组人分别被送往日本不同的地点劳作。

   “在海上漂了8天7夜，于日本的门司（又称下关）登陆。”

   一到门司，大家再次被要求全身脱光排成队，衣服打包后用蒸锅蒸，人则在有些难闻的浴池中洗澡。后乘火车到东京。“在东京旅馆，每人只发1碗米饭，而年轻小伙子最少得3碗才能吃饱。”随后，赵宗仁和同乡辗转于福岛县、长野县和北海道间，开始了在日本被奴役的生活。

赵宗仁整理的劳工名单笔记本 张春波摄

生存的困境：

“得病、受伤没人管，能活就活，不能活就死”

   福岛县临近日本的东海岸，在福岛的1个多月是赵宗仁在日本最辛苦的时候。“早上天不亮就把大家叫起来，挖沙子、筛沙子、搬运建材，晚上黑天才收工。谁也说不清这一天得干多少个小时。每顿每人一个细糠的黑麦面馒头，大家都吃不饱。”

   时值冬天，雪下个不停。房子是用木板搭起来的，有些木板钉得松了，就露着窟窿。木板上铺着稻草，100多个人住着上下两层的大通铺，“每人发了一条棉被，却还是冷。为了取暖，大家都自发地两个人一被窝，下面铺一条棉被，上面盖一条。”劳工们没有棉鞋，脚埋在积雪里干活，包括赵宗仁在内的很多劳工的脚上都生了冻疮。同在一个劳作场的，除了平民百姓，还有不少被俘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军人。当时规定，劳工中的小队长、中队长才能洗澡。有一位小队长是曾在唐山作战时被俘的八路军，他得知赵宗仁生冻疮后，便不时偷偷带着赵宗仁去澡堂泡脚，甚至还弄来点清凉油，慢慢地，赵宗仁的冻疮侥幸治愈了。

   在福岛县，曾有两名八路军尝试逃跑，“被日本监工抓回来后打得浑身是伤。”还有一次，山坡上用来装砂石的“轱辘马”（一种带铁轨的运输工具）撞到山下桥上的行人，2人被撞伤，其中1人大概没坚持到3天就去世了。

   “在日本，得病、受伤没人管，能活就活，不能活就死。”赵宗仁说，“如果抗战胜利来得再晚两年，估计多数人都得死在日本。”

   在长野县，赵宗仁一行人中，便有六、七人因病未得到救治去世。其中最惨的一人至今仍让赵宗仁记忆犹新。一个姓张的劳工，因为长疥疮，浑身皮肤溃烂，疼得直哆嗦。赵宗仁一直觉得，同伴是被活活疼死的。另一个病重的同伴刚刚咽气，日本监工就把他的手绑起来，使其抱着膝盖，装到一米见方大小的木箱里，随意地“火化”了。

   1945年春，赵宗仁和同乡又被送到北海道，在山上刨水银矿石。“在那里，我们吃的主要是大豆榨油剩下的豆渣做成的窝窝头，基本吃不饱。有个劳工饿坏了，偷刨了两个萝卜，刚煮好，就被监工发现了，马上就是一顿毒打，第二天就死了。”

   在北海道做工的时候，劳工驻地附近有一个日本僧侣，因曾经在北京生活过，中文还算流利，他常到劳工驻地督促检查。有一次，有几个人生病，在屋里休息，他看见了非常生气，边打人边说：“你们是来建设大东亚的，不能偷懒！”

   同乡里有个劳工作业时被撞成终身残疾，于1945年春天侥幸得以被送回国内。他的父亲是做小生意的，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此时，赵宗仁的母亲才知晓小儿子已经被骗到日本做劳工。

正义的路径：

“第一次去日本是做‘亡国奴’，再去是去诉讼”

   直到1945年12月，日本宣布投降近4个月后，赵宗仁和其他120多个同乡一道，终于得以回国。从1944年秋到1945年底，赵宗仁在日本做了大概13个月的劳工。回国后，受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文化水平并不高的赵宗仁从没想过为自己讨个说法。

   1950年，赵宗仁自愿参军，1951年随军奔赴朝鲜，直到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后回国。1993年，同村转业的一位军人看到《文摘周报》上刊发的童增的文章，便把报纸给了赵宗仁。

   辗转打听到地址后，赵宗仁找到了童增。自此，63岁的赵宗仁开始了对日索赔之路。

   随即，赵宗仁开始联系周边劳工，整理了一个劳工名单笔记本。赵宗仁骑着自行车，发动大家写材料，再挨家挨户把材料搜集起来，一份寄给了童增，一份则寄给了日本驻华大使馆。

   最终，等来的回馈是当地派出所找上门来。“大概是1993年7月份，派出所一个月内找了我3次，劝说我别再组织大家写信了。”赵宗仁说，“我也理解他们是奉命行事，警察同志还特意请我吃过饭。我把劳工名单给了他们，他们开始挨个做工作。”

   1995年，国内开始酝酿提起诉讼。日本律师在赵宗仁家住了2天，找劳工或遗属沟通，整理材料。当时，一位叫森田的律师就说，“如果未来可以去日本打官司，一定叫赵宗仁去。”

   1999年，时隔近50年后，已近古稀之年的赵宗仁再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他说，两次的心情很不一样。原来是作为“亡国奴”去的，没有尊严；再去是去索赔，讨尊严去了。这一次，赵宗仁是搭乘飞机去的，这也是赵宗仁生平中第一次乘飞机出国。

   几年时间里，赵宗仁先后赴日本9次，其中8次关乎诉讼，还有1次是受日本地方团体邀请。起诉、败诉、上诉，赵宗仁作为受害劳工代表前后正式出庭约三、四次。除涉及自己的案件外，甚至其他劳工的案件开庭赵宗仁也有参加。在赵宗仁的诉求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要求赔礼道歉，其次才是赔偿。“曾经我们在日本受压迫，被当作‘奴隶’看待，他们欠我们一个道歉。如果只有赔偿，我个人也不会接受。”

   几年的“抗争”，最终，案件还是遗憾地以败诉告终。

正消失的群体：

“活着就是证据”

   近年来，赵宗仁去日本索赔期间也曾找寻过原来劳作的地方。“在北海道，我一眼就认出来原来水银提炼厂的地方了。”赵宗仁说：“当时所做的工作内容、工作地点我还都能记住，我人活着就是证据。”

   1993年，赵宗仁开始联合周边劳工时，当时的昌平地区总计约计七、八十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证人群体正在逐渐缩小、消失。根据可查的资料，如果按被日本抓捕的中国劳工年龄最小的为11岁计算，现今，中国被掳劳工年纪普遍已经超过83岁，不少索赔是由其后人主张。邓建国表示，“日本实际强掳中国劳工38935人；2010年统计幸存者还有700名左右，现在只有100多人。”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教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副会长陈春龙表示，亲历的幸存者越来越少，这对未来诉讼越发不利。“从证据学上讲，亲历者出庭是直接证据，这比任何间接证据都有利。此外，这还有道义上的优势，上了年纪的受害者对事实的讲述唤起了不少人士的同情。这是不可替代的。”

   20多年间，在赵宗仁的名单笔记本上， 一个又一个的人离世。如今，原来昌平地区的七、八十位劳工中只有3人还在世，而其余2人几乎已无法顺畅表述，赵宗仁算是身体状况最好的一位。

   赴日诉讼失败后，赵宗仁也没有放弃。这位85岁老人的身体还算硬朗，每天坚持锻炼，甚至骑带着横梁的“二八”自行车也不费力。作为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会长，赵宗仁经常出席相关的研讨等活动，认识了不少全国各地的劳工受害者。为此，他特地买了个手机，不时地与其他人沟通交流、甚至答疑解惑。

   赵宗仁总是热情地接受着来自各地的各种采访，把历史讲给这些后辈们听。“原来，一提到原来做劳工时候的事情就想流泪，尤其是在出庭的时候。现在，基本上可以忍住了。”

   事实上，日本不少友好人士对曾经战争受害者表示同情。每次赵宗仁或者其他受害者赴日诉讼，总是会有不少日本友人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进行声援或者尽量提供相应的帮助。对此，赵宗仁一直心存感激。

   赵宗仁说，“不管胜诉也好，败诉也好，踏入日本起诉加害中国人的企业，这就说明现在咱们挺起腰杆来了，不像过去有冤没处喊。无论有多困难，我也不可能放弃索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