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常翔宇

从湖北武汉到北京，一根扁担，一个箱子，一床被褥，两天一夜。

196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迎来了第一批大学生。来自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律系和湖北大学法律系的10位法律专业学生，挑着行李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楼前。其中一位就是毕业于湖北大学法律系（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孙世光。看着眼前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楼，孙世光的心中默默立下誓言，一定为中国的法治事业奋斗终生。

图为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批大学生初到北京，从左至右依次为孙世光 闫承铸 刘天弼 龙斯荣。

图为最高人民法院调研室前往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调研司法统计工作，右二为孙世光。

在孙世光的家中，笔者与孙老见了面。孙老的脸上充满着笑容，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在孙老的客厅里，有一面墙大小的书柜，书柜里整整齐齐地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专业书，甚至连统计学专业的书都有。笔者好奇地问孙老为什么会有很多与法律不相关的专业类书籍？孙老指着书柜里的书笑着说道：“我在很多岗位工作过，遇到不懂的问题，自然就要去学，去把事情做好。所以就买了很多专业类的书籍。这些书都是老一点的书了，我卧室里还有一柜子最新出版的书。”

“你们是来帮助工作的，不能为了工作而工作，而应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得到提高。通过工作，你们要看出问题，不能只是单纯地完成任务，要作出总结和归纳。”这是孙老初到最高人民法院，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杨秀峰强调的工作态度。

孙老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逐渐成长起来。回忆曾经的岁月，孙老动情地说：“最高人民法院就像我的第二个家。”

在关爱与严格中成长

“最高人民法院领导的亲切关怀和严格要求，让我印象十分深刻。”这么多年来，每当孙世光回忆起自己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时光，他对老领导们的关怀和严格要求总是记忆犹新。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这些年里，温暖而严厉的领导让孙世光在感动的同时受益匪浅。

1960年，孙世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北大学法律系。1964年7月，孙世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孙世光被分配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一下火车，孙世光就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干部黄杰等人的热情接待。从单位到前门住所，这一路，最高人民法院的干部一直帮孙世光挑着行李。这让孙世光受宠若惊。

第二天一早，与孙世光一起入院的第一批新人来到最高人民法院报到。接待他们的是一名老同志，名叫余迪。按照流程，余迪给孙世光等人进行了登记。登记完后，原以为就要投身于工作的孙世光等人，怎么也没想到的是，余迪接下来询问他们以前有没有来过北京。在得知一行人中有很多人没有来过北京，余迪说：“给你们放一个礼拜的假期，在北京好好转一转，玩一玩。”

在孙世光等人刚到住所的那段时间里，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庭长的曾汉周会拿着蒲扇，时常到大学生宿舍对他们嘘寒问暖。“当时曾汉周庭长摇着蒲扇走进我们宿舍，来到我们床边，询问我们生活上的事情，给我们介绍最高人民法院的情况。当时真没想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干部会这么的平易近人。”

1967年，孙世光被外调到东北去工作。那时的孙世光家境贫寒，没有什么厚实的衣服。刚抵达东北的孙世光，就被北方刺骨的寒冷冻得瑟瑟发抖。当时，同行的一位老干部吴春瑞注意到了衣着单薄的孙世光，二话没说，就将自己最珍贵的皮大衣披在了孙世光身上。在那段日子里，尽管东北天寒地冻，但孙世光觉得十分温暖，这温暖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里的。

除了领导温暖的关怀之外，他们的严格，也让孙世光感触颇深。在一次“四清”工作队的集训中，有一位同事稍微迟到一会。当时负责培训的民庭庭长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批评了这位同事。从此之后，孙世光就养成了很强的时间观念，他务必在预定时间之前完成组织分配给自己的任何工作。同时，更让孙世光深刻体会到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关怀背后是严格的要求。

在基层锻炼中学会感恩生活

“看到了农村的疾苦，看到了农村的贫困，自己慢慢懂得了农民，也懂得了生活，懂得了满足与感恩。”认真工作、热爱生活成了“四清”工作后孙世光心中坚定的信念。

在孙世光刚刚进入最高人民法院的时候，全国正在开展“四清”运动。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就由老干部们带头，年轻学生为成员，组成了“四清”工作队。孙世光参加了两期“四清”工作。

在工作中，如何深入群众、如何接触群众、如何和群众说话成了孙世光一直思考的问题。在刚开始集训的时候，孙世光和同组的张懋住在一个房间。因为张懋参加过土改运动，所以，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孙世光都会听他讲土改时工作的事情，让他讲述与农民打交道的技巧。这让孙世光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启发。

没过多久，工作队里的人员就被分到不同的农民家中，与农民们同吃同住。有一次，孙世光去的时候，刚好赶上西村下大雨，地里的白薯都被洪水淹了。然而，这些被洪水淹过的白薯，依旧被农民用来食用。孙世光等人刚到老乡家里的时候，玉米饼子和晒干的红薯叶煮棒子面就是一顿饭的所有内容了。那时候，只有作为家里主要劳动力的男人可以上桌吃饭，而妇女只能抱着小孩等在一旁。“到了老乡的家里，很受触动。老乡家里很艰苦。”孙世光回忆道，“老乡就弄出几个玉米饼子，我们都不好意思下手。老乡就主动地给我们掰了一半，剩下的饼子我们就再也没动。那时候，三毛钱一斤粮票。我们就把自己的粮票都给了他们，希望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我们10个年轻人都下派到各个队里，做群众工作。”在做群众的工作中，孙世光等人白天干活，晚上开会。孙世光被安排到当地一个砖厂去背砖，时间久了，工作队不少人员的身体都出现了浮肿。到了第二期“四清”工作，孙世光被分到了河南辉县徐村，住在一个孤儿家里。“那个孤儿家里什么都没有，他也什么都不会做。我就开始慢慢教他学习，教他做饭。” 孙世光回忆道，由于贫困，孙世光带着那个孤儿到红薯地去翻红薯。翻出来的红薯有的都发了霉，可他们依然带回家当饭吃。

认真对待数据统计工作

“四清”工作结束后，孙世光被分到了最高人民法院调研室统计处，做司法统计工作。那时，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及军事法院的所有报表都要报送到最高人民法院。统计处根据最终上报的数据制作7种表格。

“第一张综合表格最复杂，是八开的大表。各个项目下面都是密密麻麻的数字，每项的总数要和各种类型的综合数字一一对应。当时，工作人员总共就3人，数字加起来的总和会有几十万，而计算工具只有算盘。”

在办公室里，只能听到算盘“噼里啪啦”的响声。三张办公桌面对着墙面。算一遍，再算一遍，算出五、六个不同结果的情况时有发生。面对着日复一日枯燥的数字统计工作，孙世光的心开始浮躁起来。刚来时的朝气蓬勃、满腔热情，似乎在这一次次算盘的碰撞声中消磨殆尽。

后来，在一次党小组会上，孙世光与党支部的同志沟通汇报了自己的思想。时任研究室主任的周振华对孙世光说：“你是个共产党员，就必须服从党的分配。这是党的需要，也是你的事业，什么事情做好了都是为人民服务。你现在干的这份工作，就是在为人民服务。”

这次的谈心谈话，真正触及到了孙世光的内心深处。听了领导的分析之后，孙世光认识到，自己其实就是好高骛远。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孙世光立整立改，要求自己从身边的事情做起，从小事做起。后来，孙世光的思想就变得豁然开朗。

在随后的统计工作中，孙世光始终努力做到最好。因为自己没有学过司法统计，在闲暇时，孙世光就会去北京政法学院学习司法统计。课余时间，孙世光就买相关专业的书学习。从那时起，孙世光将统计当成了工作中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在统计处工作期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吴德峰找来孙世光，向其了解统计工作，并对孙世光说：“统计报表应当多增加一些项目，统计数字不仅仅是一个‘死’的数字，还应很好地利用起来。”为了更好地完成统计工作，保证基础数字的准确性，在孙世光的建议下，最高人民法院组织了一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统计报表准确性评比的活动。

“那时的统计工作不成熟，统计结果都是用算盘打出来的。算百分比的工作只能通过一个手摇的电子计算机，统计结果容易出错。评比活动一推出，全国各地高级人民法院的统计工作就被推动起来了。有的省份专门将学过统计的人员调到高级人民法院中指导统计工作。最终，评比出辽宁省高院等单位为统计工作先进单位。”说起当年的统计工作，孙世光的脸上充满自豪。在那之后，统计处处长高克盛和孙世光就在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现国家法官学院）开展司法统计的讲座，并且办起了司法统计学习辅导班。从此，全国的统计工作逐渐规范了起来。

用心做好信访接待

“那个时候，最高人民法院信访的信件都是成麻袋地寄到院里的。”1973年，孙世光开始从事信访接待工作。

刚做信访工作的孙世光，处理信访工作的速度十分迅速。而同期的老同志一上午就只能办两、三封信访信件。但是，在工作总结的时候，其他的老同志都能说出信访信件中存在的问题，能一眼分清是确实有冤情，还是属于缠访的情况；能看出信访人员说的究竟有没有道理。而孙世光却谈不出来。虽然工作的数量上，孙世光似乎是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工作质量不高的问题也显现出来。

这让孙世光深刻地认识到，做工作不仅仅是完成任务，在工作当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深入了解工作的具体情况是十分重要的。从那之后，孙世光便更加认真地对待信访工作。

当时，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工作的办公场所是平房。冬天，每个办公室里会有一个烧煤炭的炉子。孙世光早上会提前到办公室，把炉火生起来。等到上班后，孙世光就安排来访的人员进行排队填表。孙世光始终要求信访工作人员对信访人员讲述的事情要详细记录下来。每一个信访人员都会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写的答复函。在答复信访人员之后，最高人民法院会督促相关法院，询问事件的处理结果，并且要求相关法院三个月之内给予答复。

有一次，在接访的过程中，孙世光遇到过一个患有麻风病的老人。在接待过程中，老人对孙世光说自己的判决有问题。孙世光认真地核查了资料之后，发现原判决没有问题，就和老人说明了情况，并与当地法院进行了沟通。这时，孙世光才了解到老人是麻风病人。在认真地接待老人的同时，孙世光立即通知有关部门进行了处理。“遇到麻风病的信访人员，内心有些担心是肯定的，但不能因为当事人患有麻风病就对上访人员反映的问题视而不见。”事后被问起当时的心情时，孙世光坦然地说道。

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让孙世光在处理信访工作时总是得心应手。“来访的人有时候就是为了赌一口气。为了几十、几百元钱，甚至有些信访人员会花费上万元钱。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问题核心，把‘窗户纸’捅破了，事情也就解决了。”孙世光说道。

始终怀着回报之心

“年轻人受到老同志的帮助，之后就要懂得感恩、懂得回报，要帮助后来更年轻的人。”孙世光在工作中一直践行着自己的承诺。

在干部下放的时候，孙世光被调到留守处当“保姆”，负责照看下放干部在京上学的子女。面对着一群小学1年级到初中3年级的孩子们，孙世光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着他们的衣食住行。“干部下放最放心不下的肯定是自己的孩子。我多做一点，就让他们更放心一点。”每天晚上，孙世光还会定时地唤醒孩子们上厕所。

1992年，孙世光被调到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担任教务长。在任职期间，他始终牵挂着年轻人。在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刚分配来一批大学生的时候，孙世光及时地落实年轻人的工作待遇。同时，他多次与北京市教委沟通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的相关情况，及时解决了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教师职称评级的问题。孙世光在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担任党支部书记期间，注重加强队伍建设，重点加强对年轻同事的培养，积极发展年轻同志入党。

孙世光在老干部局担任副局长时，他几乎跑遍了所有老同志的家。刑二庭的老同志秦东得了肝癌。在孙世光去医院看望后不久，秦东就病故了。孙世光得知消息后，正在家中洗澡的他立马换上衣服，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在医生的帮助下，孙世光及秦东的子女给老人换了衣服。随后，孙世光从医院的五楼将老人背到殡仪馆的车上。那一年，孙世光已经50多岁了。

如今，早已退休的孙世光依然活跃在法治服务的第一线。最高人民法院老干部局同北京西城区右安门社区党支部展开合作，开展法律共建工作。每个月5号，孙世光都会在社区值班，为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如今，有纠纷就找法律共建服务团队成了小区居民的第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