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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16
星期二

《中国审判》2018.11 201 出版日期:2018-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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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匠心” 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养成记(上)

文 | 本刊记者 袁定波

“你静静地听,听世间那些悲欢;你默默地看,看穿了真相和谎言;你用心思辨,辨出了丑恶与良善;你写下公道,公道就在字里行间;选择这条路就肩负起人间冷暖。法袍威严,又何惧一路孤单;法槌敲响,就像你铿锵誓言;公平正义,才是你最深的眷恋。法庭庄严,风雨后阳光更温暖。”这是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阳光下的法庭》主题曲《冷暖》的歌词,寥寥数语,却直击人心,更是向社会深刻地诠释了什么是新时代的人民法官。

今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大台阶上的皂角树,枝叶翠青,和风细雨中,它静静地等待着走近它的49名来自全国审判领域的佼佼者,他们手捧印有烫金大字的“全国审判业务专家”证书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送走无数个寒冬与酷暑,这棵百年老树,默默地守候着、见证着一代又一代共和国法官的成长。

2009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开展三届全国审判业务专家评选,经过地方法院逐级遴选、各地高院择优推选、最高人民法院严格评审,共评选产生全国审判业务专家160名。20181月,第四届全国审判业务专家评选工作顺利完成,又有49名优秀资深法官荣获“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称号,使全国审判业务专家总数超过200名,进一步扩大了高层次人才队伍规模。

审判业务专家是人民法院审判业务领域的至高荣誉。此次,本刊特邀采写了其中7位第四届全国审判业务专家,他们是: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一庭庭长姜颖、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金融法庭庭长刘建勋、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院长朱丹、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院长鞠海亭、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孙英、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汤茂仁、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尹小立。

对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的采访,更像是一次对采访者的精神洗礼。他们以梦为马,以智慧丈量法律的疆域;他们脚踏实地,仰望法治星空,初心不忘。只要你热爱法律事业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你都能在他们身上找到前进的动力和方向。你会发现,在这条路上,你从不孤独。

热爱

“选择法律职业时,我的初心源于母亲的一句话:‘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这句简单质朴的话是我努力学习和勤奋工作的原动力,并且一直影响我到今天。”姜颖坦言,在这句话的勉励下,她一路从书记员订卷、记笔录的基础工作做起,尽心完成每一项任务,多听、多看、多学、多做,从一个普通的法学专业毕业生,逐步成长为一名专业的知识产权法官,各项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

姜颖说:“慢慢地,我的初心升华为一种对审判事业的热爱。但同时我也知道,真正的热爱并不容易。面对审判实践中涌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我深刻体会到,只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踏下心来,打好基础、深入研究、不懈探索,才能真正成就我的热爱。”正是有了这份热爱,姜颖通过积极参与学术活动,参与撰写、编撰专著和论文、稿件,她的初心又升华为在热爱审判事业的基础上,不断锤炼热爱的能力。

“不论我们的初心是源自家人的欣慰、自我价值的实现,还是作为法官的信仰和责任,都不应被遗忘,而且都将成为我们力量的源泉。”正是源于这份热爱,姜颖从事知识产权审判23年,审结1700余起各类知识产权案件。曾荣获全国优秀法官、首都劳动奖章、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管理人才等众多奖项。在审理“香格里拉案”中,姜颖开创性提出“即发侵权行为”概念,判决被告不得使用“香格里拉”名称的外观设计产品,有关专家评论“为解决知识产权领域权利冲突的难题提供了经典的判例,为长期困扰业界的难题开拓了思路”。此后,姜颖就该案涉及的法律悖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的学术观点最终在《专利法实施细则》修订中被采纳。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如今,司法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命,人成了法律人,圈子成了法律圈,我们的人生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司法人生。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这样的司法人生又融入了依法治国的时代潮流,融入了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我们个人的价值追求已经同国家的法治进程相融相接,息息相联。能够在这样一个汹涌澎湃的时代大潮中击楫中流,有所作为,我们深感自豪,也一定会倍加珍惜。”全国审判业务专家、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赵晋山如是说。

专业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句出自《中庸》的名言,同样适用于专业型法官的养成。

博学,就是要通达、广泛地学习法律知识,不断吸收理论的养分;审问,就是要审慎、深入地探问法律难题,不断探寻原理的真谛;慎思,就是要谨慎周密地思考,不断考量逻辑思辨的周延;明辨,就是要明晰确切地甄别判断,不断追寻公平正义的结果。这些合起来就是“学问思辨”,要求专业型法官具备缜密的法律思维和思辨能力。而“笃行”则是践行学志的过程,要求专业型法官在审判实践中不断钻研专业领域,用全球视野和国际眼光审视案件,通过个案裁判规范法律行为,引领法治风尚,推动社会进步。

什么样的法官才能当选全国审判业务专家?据了解,为确保全国审判业务专家评选结果的公正权威,最高人民法院对评选条件和程序作出了严格规定。《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管理办法》规定了以下标准:政治坚定,作风优良,品德高尚,清正廉洁;精通审判业务,工作业绩突出,具有承办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能力和水平,是各地法院审判领域的业务带头人;法学专业理论造诣深厚,对审判实务和法律问题有深入研究,有一定数量和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任命法官后从事审判执行工作满十二年,或者在其他单位从事法律工作五年以上,且任命法官后从事审判执行工作满八年。

为保证评选结果客观公正,每次评选全国审判业务专家,最高人民法院都专门成立专业评审委员会,由数十位知名法学专家学者、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委会委员及知名律师代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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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4日,在最高人民法院一个宽敞明亮的会议室内,王利明、马怀德、王俊峰等30多位法学界、司法界的知名专家正在参加第四届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的专业评审工作。每位评委都反复认真审阅参评法官的承办案件资料、有代表性的裁判文书、出版发表的著作论文、相关工作业绩证明等申报材料,经过审慎衡量、综合比较,负责任地作出自己的评审结论。

无一例外,干练、独到、精准、实务经验理论素养兼具,这些都是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的特质。

在赵晋山看来,除了认定事实的复杂性、专业性外,法官适用法律进行裁判,无一例外要经过找法、释法、用法三部曲。法律是有限,而生活之树常青。法律依据需要选定、法律条文需要解释、规则冲突需要协调、法律漏洞需要填补,这就决定了法律适用绝非简单的三段论推演,而是一种高度智识化的活动。加强学习,精研业务,夯实法律功底,磨练司法技巧,锻造法律思维,涵养专业精神是成长为专家型法官必经之路。

引领

在曾连续三届担任全国审判业务专家专业评委的刑法学专家高铭暄教授看来,评选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就是树立一批标杆,带动一大批法官,鼓励他们一辈子热爱司法事业,钻研司法业务,成为专家型人才。

在实际工作中,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积极承担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审理,积极参与制定司法解释、司法政策的调研论证,主动承担审判工作和法院改革发展重大课题调研,积极承担法官培训授课任务,在人民法院审判工作、队伍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许多审判业务专家成为了全国和法院系统的重大典型。时代先锋宋鱼水、时代楷模邹碧华等是杰出代表。邹碧华是首届“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司法改革大幕开启后,邹碧华成为上海法院司法改革的主要操盘手,为推进司法改革作出突出贡献。他总结审判实践经验的重要著作《要件审判九步法》,成为全国各级法院许多法官必读的经典书目。

现实中,全国审判业务专家不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带动着身边的同事,还经常走上讲台,把自己的知识、经验传授给广大干警。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生动的实践表明,只有那些热爱本职、脚踏实地,尽职尽责、精益求精、勤勉不懈者,才可能成就一番事业,才可望拓展人生价值。在喧嚣中,他们坚守内心的宁静,凭着一颗耐得住寂寞的匠心,传承法官精神。


姜颖:陌上人如玉 执剑彰法义

文 | 刘梦玲

“小楼一夜听春雨,

夜,

细雨敲窗,

春风扶柳,

花落人家。”

难得闲暇的周末,夜已深,屋里的白衣女子却没有睡。手中的书已快翻到最后,她时而蹙眉,时而莞尔,柔和的灯光照在她白皙的脸庞上,知性而优雅。天边已快泛起鱼肚白,她这才不舍地合上手中的书。书的封面上赫然写着五个大字“楚留香传奇”。

如果你看到这样一个外表高挑纤细、爱好与众不同的恬静女子,你一定想象不到她在法庭上身穿黑色法袍、有条不紊地把控庭审节奏的英姿。

是的,她就是姜颖。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一庭庭长,从事知识产权审判23年,审结1700余起各类知识产权案件。

她曾荣获“全国优秀法官”“首都劳动奖章”“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管理人才”,北京市政法系统“优秀人才”等众多奖项,获评英国《知识产权管理》杂志2012年度全球知识产权界5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

于无声处起惊雷

“本院宣判如下……”法槌敲下,“苹果案”—苹果公司等诉北京知识产权局、佰利公司一案落下帷幕。身穿黑色法袍的姜颖持身中正、不怒自威。一直以来,业内对苹果案的关注点都围绕在苹果iPhone6iPhone6Plus是否外观侵权以致不能在中国销售上面。

然而,判决内容完全超出了业内对本案的期待。判决书近2.8万字,不仅在侵权比对上作了翔实而透彻的说理,更是对本案是否能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作了正面回应,开创了知识产权界在知识产权行政诉讼中一并解决民事争议的先河。该判决对于及时稳定社会经济关系,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通过司法裁判激发创新活力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进行了大胆探索。该判决一旦生效,将会极大地提高诉讼效率,防止民事行政两种不同诉讼程序可能带来的裁判冲突,实质性解决争议,避免循环诉讼和程序往复,从而及时有效地化解民事行政争议。

这样一份开创先河的经典判决,离不开姜颖精深的法学功底,更离不开她深邃的司法智慧和超前的国际眼光。作为武侠迷的姜颖一直认为,就像剑客在意修为,法官也讲究境界。

剑花秋莲光出匣

成为一名优秀的剑客,最基础的就是苦练。就像《圆月弯刀》里的丁鹏,“他苦练十三年,每天练七个时辰,练得掌心和脚底都被磨穿。”

你必须有一段枯燥艰难的日子,胸怀大志,却又平凡无奇,忍受着雨雪风霜、冰雹雷电。你只能沉默,对着枯树一次又一次挥剑。直到某一天,你变成了不一样的自己,深吸一口气,推开门便惊艳世人。

姜颖当年也是一样。初为法官的她,面对每一个案件,都会细致深入地研究案情,分析证据,研究法条;撰写每一份判决,都会针对案情深入调研,甚至查阅大量域外判决和文献资料。“看材料看到眼花,打判决打到手软”是家常便饭。每一个判决她都字斟句酌,逻辑严丝合缝,论理透彻深入。

在无人机的知名企业大疆公司与零度智控公司“惯性测量模块”专利民事侵权纠纷一案中,涉及的无人机证据材料繁多而又专业。庭前会议前,姜颖像十几年前一样钻研专利技术、审查证据材料、整理争议焦点。庭前会议中,姜颖有条不紊地组织当事人进行物证勘验、技术比对和初步质证。在她专业的技术分析和高超的询问把控下,原被告当庭和解,握手言和。双方都对姜颖的专业水平予以高度赞赏。

一片孤城万仞山

苦练之后是悟道。每一个剑客悟道后才能在江湖上留下名字。如《陆小凤传奇》里的白云城主叶孤城,痴心向剑,终在白云城中悟得剑道“天外飞仙”,“月圆之夜,紫金之巅,一剑西来,天外飞仙”。

苦练只是初级课程。仅仅无数次挥剑并不能真正成就一个人,只有在一万次十万次甚至百万次挥剑中领悟出剑的精髓,才能成为真的剑客。

对于姜颖来说,写判决的过程就是领悟法律精髓的修行之旅。她一直强调,判决书是法官的名片,而只有洞察法律的真谛才能写出精品判决。姜颖的判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法学原理的大段堆砌。有的是对事实的精准描述,是对诉辩主张的到位回应,是对法律逻辑思辨的完美阐释,更是对新类型案件的指点迷津。

在全国首例确认不侵犯商标权“彼得兔”一案中,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关于确认不侵权之诉的学术探讨,更没有实践经验。姜颖通过翻阅大量的国外资料,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社会成因的角度,认为商业活动瞬息万变,确认不侵权之诉的价值在于尽快稳定悬而不决的社会法律关系,从而减少被侵权警告的生产者和销售者的无谓损失和机会成本,最大化节约社会资源。姜颖通过与合议庭法官反复研究,与知识产权学界的专家学者的深入切磋,在该案中确立了被奉为经典的“确认不侵权之诉的三大要件”,为中国的确认不侵权之诉制度奠定了很好的理论基础。

在“鸟巢烟花”侵犯“鸟巢建筑作品”著作权案中,国家体育场指控“盛放鸟巢”烟花生产商和销售者侵犯“鸟巢”体育场建筑作品著作权。而《著作权法》虽然为建筑作品提供了保护,但是没有明确保护的载体范围,该案中被告将“鸟巢”的外观“移花接木”到烟花产品上进行商业性开发是否侵犯“鸟巢”建筑作品的著作权,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姜颖花费了巨大的精力,研究和考察了美国、德国、法国和我国香港地区的立法和判例,认真分析了不同法域截然不同的做法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和传统,在此基础上大胆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只要未经权利人许可,对建筑作品所体现出的艺术美感加以不当使用,即构成对建筑作品著作权的侵犯,此种使用不受所使用载体的限制。”这一立足于中国国情的主动选择保护的原则,不仅开国内建筑作品保护之先河,而且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成为西方法学院竞相研究的经典案例。

春半上阳花满楼

悟道之后是大义。身负绝招的剑客看到的只是手中的剑,而心怀大义的剑客已经超越了招式本身。就像《多情剑客无情剑》里的李寻欢,他的人早已超越了他的“小李飞刀”,“他的刀本来就是个象征,象征着光明和正义的力量”。

“心中有刀”,用光明和爱引领世间正道,这才是不可战胜的。只有不止步于“手中有刀”,心怀大义,才能突破招式的限制,从知名剑客成为真正伟大的侠客。

姜颖一直认为,法官不应当局限于法律条文本身。在知识产权审判日益国际化的今天,用全球视野和国际眼光审视案件,通过个案裁判规范行业发展,引领产业自律与协调,甚至推动立法进步,这才是法官的更高境界。中国经过多年高速持续发展,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很多方面已经接近甚至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知识产权制度的法律难题,也同样是世界各国所探讨关心的尖端问题。中国法官也由此被推向了国际前沿,在聚光灯下,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代表着中国的形象,也代表着中国的声音。时不我待,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法官的风采及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形象,已经成为中国法官的神圣使命。

在全国首例软件用户请求确认拆封合同无效案“郭力诉微软案”中,姜颖在借鉴、甄别国外案例的基础上,基于我国软件行业发展的固有特点作出开拓性裁判,明确认可了软件行业拆封合同的合理性,确认拆封合同成立于用户点击同意之时,并运用《合同法》有关格式条款的规定评判拆封合同条款的效力,最终确认部分合同条款无效。该案判决洋洋洒洒共2.5万余字,判决生效后,各大软件生产商考虑到软件行业拆封合同的趋同性,均对自己使用的拆封合同条款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该案判决规范了软件行业的发展,也保障了软件用户的利益。

在香格里拉案中,涉及“香格里拉”外观设计专利是否构成侵犯“香格里拉”注册商标专用权的问题。该案在审理过程中遇到因适用不同法律规范而形成的“悖论”,即: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必须有法院的侵权判决,原告才能提起无效宣告请求。而由于涉案的专利并没有实际使用,根据《商标法》的规定,并不构成商标侵权,原告很难取得法院的侵权判决。姜颖在详细了解立法背景的基础上,综合国内外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原则和做法,开创性提出了“即发侵权行为”概念,即无论专利权人是否将该外观设计专利实际使用,只要其外观设计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即属“即发侵权行为”,该专利就应被宣告无效,据此判决被告不得使用“香格里拉”名称的外观设计产品。此判决获得了业界的极高评价,被指“为解决知识产权领域权利冲突的难题提供了经典的判例,为长期困扰业界的难题开拓了思路”。此后,姜颖就该案涉及的法律悖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最终在《专利法实施细则》修订中取消了第六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

在诸多国际知识产权高端论坛上,姜颖作为中国法官的代表,多次受到邀请。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伊朗召开的“亚太地区执行TRIPS协议情况研讨会”、国际法中心法律与技术协会组织在美国旧金山的“中国专利执法研讨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在日本组织召开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研讨会”上都能看到姜颖的身影,她用流利的英文发表的精彩演讲赢得了与会各国代表的赞誉,也在国际司法同行面前展示了中国法官的风采和形象。

长笑无风起涧松

在剑客的世界里,除了剑,有两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酒和知己。“人间若有不平事,纵酒挥刀斩人头。”和知己一起把酒言欢、仗剑天涯是每一个剑客心中最柔软的情怀。

姜颖工作很忙,她和她的团队成员们“白加黑”“5+2”是常态。偶有闲暇的时候,她总是和她的助理们一起把“食”言欢,放飞自我。姜颖总说自己的助理们太辛苦,所以老惦记着好好“投喂”。看到有什么新奇小吃,总想着自掏腰包请助理们去品鉴一番,和一群“小吃货”大快朵颐,姜颖总是特别开心。

在别人看来,协助法官工作是助理的职责所在,法官总惦记着请助理“打牙祭”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但在姜颖看来,这一切是这么自然。对她而言,助理就是自己工作上的知己,对于年轻的他们,她关心爱惜、珍视在意。也正是这样,在助理们眼中,姜颖是老师,更是朋友是知己。如果你见过姜颖团队,你会惊讶地发现,工作再忙再累,助理们脸上依然朝气蓬勃。当他们与姜颖目光相对时,碰撞出来的,是默契,是信任,是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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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者刘建勋

文 | 刘白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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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勋很酷。走路带风,步子很大,一只手插进裤兜,头发跟着一起一伏,黑发间有不少白发。他说话一板一眼,喜欢飙长句,但几乎挑不出语法错误,和他交流总想开个录音笔,讲完一整理就可以直接拿去投稿。

“庭长说的话我们都爱听。”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金融街法庭的九零后妹子丁佳欣很享受庭长每次给他们开庭务会的感觉。

刘建勋很忙。办案写书讲课,养龟喂鸟赏陶。他每天中午在餐厅吃饭很快,从不午睡,好有时间干点“研究保险法”一类的业余爱好。他还常说:“朽木不可雕也,就是孔子责备学生午睡时说的话。”

“庭长说我们要多见面分享,这样才能在工作中凝聚共识。”金融街法庭的邓斌就是一个每天得被刘建勋叫去好几次一起讨论案件的庭长粉丝,“其实他很需要有自己的时间,但基本都被大家占满了。”

对保险法有些研究的人都知道,刘建勋是一个在保险法学界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型法官。作为一名全国审判业务专家,他现在要做的,早已不只在追求专业领域成果的研究道路上独善其身,而且是要带着金融街法庭的一帮年轻人,去追寻、探索并贡献应该由他们创造的时代智慧。

慎独

不了解刘建勋的人,会觉得他很独。他中午在单位一个人坐在边上吃饭,闷头认真吃,吃完就走,除非有同事主动坐对面找他聊天。他几乎不参加任何业外的社交活动,每天晚上的时间都用来读书,并且坚持做读书笔记,多则上千字,少则数百字。对阅读和写作的坚持,使他具备了过人的思维和笔力,与同志们探究文书写作时,他提出的建议往往使大家豁然开朗。

“他从不让一天在颓废中度过。”曾给刘建勋当过书记员的邓斌由衷赞叹自己的师傅。

的确,任何一个人,如果任由时间在生命中流淌,就难以在胜任本职工作的同时,在许多不同的领域有所建树并成为专家。

刘建勋带领的金融街法庭,成立于20148月。当时西城区法院开始全面探索专业化审判工作,金融街法庭负责审理涉银行、证券、期货等金融类案件,刘建勋此时受命,成为金融街法庭的负责人。

此前,他是保险法学领域有名的专家法官。20世纪初,国内的保险行业刚刚起步,大型保险公司也没有几家,研究保险法的人更是没有几个。刘建勋在办案过程中敏锐地发现,当时的保险合同和合同法上的合同完全不一样。他意识到这是一个正在起步培育中的市场,需要有人去研究它的法律规则。

刘建勋几乎买来并通读了市面上所有和保险法有关的专业书籍。觉得不过瘾,又去读保险法理论专著,研究保险学、金融学。他觉得还是不满足,于是又去找我国台湾地区的保险法、日本保险法、德国保险法,直到把所有的疑问一一解决。

有了扎实的理论功底,刘建勋在保险法审判领域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几个司法解释,他都作为专家参与起草和论证。一些保险公司因为他的判决,直接修改了保险条款文本并调整了业务操作流程。

负责金融街法庭之后,研究保险法当真成了刘建勋的“业余爱好”。白天忙于工作,他就利用业余时间研究。

在刘建勋的办公桌上,常年放着一本崔建远的《合同法》,还有几本法理学的基础教材。庭里新来的大学生不明白,都说庭长是专家型法官,为啥还要看这些他们在大学里读书用的教材?

“光读法条是远远不够的,任何一部法律,每一条都可以形容为法学家们智慧的结晶,是抽象的,只有读最基础的著作,才能把整部法律融会贯通,基础再扎实都不为过。”刘建勋这样理解对法学基础的学习,那本崔建远的《合同法》,他认真研读不下十遍。

传承

自从开始带领金融街法庭这个年轻的团队,刘建勋知道,必须要认真思考司法能力建设和司法人才培养的问题。

金融街法庭刚成立的时候,庭里28个人,除了个别老同志,剩下的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平均年龄31岁,其中有不少人没有商事案件审判经验,甚至从来没接触过案子。可是案子不等人。“我刚到这个法庭上任,还没进办公室,内勤电话就打来了,告诉我一下收了500件。”刘建勋至今说起那时候的情形,还带着一丝惊讶。当时院里考虑到金融街法庭是新成立的庭室,队伍齐整年轻,案件类型也相对集中,因此把金融街法庭定为全院的司法改革试点庭室,希望能够得出一些经验。

刘建勋的首要任务,就是组建审判团队。他自己于上世纪90年代初进入法院工作,20年来,法院这种“师父带徒弟”的人才培养模式始终是主流,而司法改革实行法官员额制,必然要导致法官占全部审判人员比例的下降。怎么配好审判团队,是他在那段时间琢磨最多的问题。

考虑到金融街法庭的案件情况,刚开始刘建勋把大家分为7个审判组,每组4人:一名法官,一名助理,两名书记员。7个组平均收案。过了一段时间,刘建勋发现金融街法庭70%的案件都是银行卡纠纷,如果让一部分人集中审理这部分案件,就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可以极大缓解庭里全年一万多件案件的压力。于是他把审判团队分成两类,一类是普通团队,仍然是4人组;另一类是两个速裁团队,每组配备1名主审法官,4名法官助理和1名书记员。

在刘建勋眼里,组建团队可不是简单地搭帮干活。“我们在选任团队主审法官的时候,不仅要考虑法官的智商、情商、案件审判能力,还要考虑他的人员管理能力、事务协调能力、人力资源与审判任务的高度匹配能力等。”刘建勋把团队组建当成一门学问认真研究,就像他琢磨审判工作一样,“包括法官在内的团队成员应当保持能力、年龄、职级的合理差别,以金字塔结构保障团队的稳定性,避免非良性的竞争,以团队成员优长与缺陷的互补避免“木桶效应”的出现,努力形成团队内部递进式学习和成长的梯次。在工作中还要通过任务的合理分配营造新人打基础、中间以量变促质变、顶层谋求突破升华的发展格局。”

不仅如此,刘建勋甚至细致到庭里每个人的情况,包括他们的籍贯、家庭情况、性格都一一摸清。主审法官家里有年幼孩子的,就尽量搭个还没成家的年轻小伙当助理;团队里大部分是北方人的,就注意不安排南方的同事;性子着急的,就同样给配个干活利索的。总之,刘建勋希望他的这支团队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每一个部件都严丝合缝,让整台机器妥妥运转。

经过几个月的调整和磨合,金融街法庭的工作开始步入正轨。作为庭长,刘建勋的新计划又开始了。20多年的审判经验告诉他,长期以来“师傅带徒弟”的书审搭配模式在人才培养上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培养的要求取决于师傅的工作习惯,培养的效果取决于徒弟的领悟程度。不同的师傅带出来的徒弟,对于同一项审判任务就可能存在一些差别,当事人不理解,有时候会质疑法院的审理过程和判决。针对此类情况,对于大量基础性、常规性的工作,刘建勋要求在庭里要做到规范统一。他带着几个骨干,按照审判工作的流程划分出许多工作单元,送达、保全、证据、鉴定、庭审、文书制作,每一个工作单元都包产到户,拿出一套在全庭统一适用的规范,这就是金融街法庭的模块化审判工作标准。

近两年,刘建勋走到哪里都在强调审判经验的传承和分享。他希望他所组建的团队是一种经验分享型的团队,通过将个人经验由团队共享,并且经过其他团队成员的评价、修订和优化,成为可以继承和发扬的团队经验,最终实现团队整体工作的优质和高效。这种扩大了范围的团队经验分享,正是法官职业所必需的更高层次的经验传承。

“我们要搞出一套高技术含量的工作标准。”刘建勋和庭里几个骨干决定继续把模块化审判工作标准往前推一步的时候,显得很有把握。由于金融街法庭受理的案件类型集中,最初,他带着大家从占比最高的银行卡案件入手,除了梳理出法官收到此类案件后必须要做的事务性工作之外,还把法官在法庭调查时需要查明的事实要点一一列出来,方便年轻法官们避免出现遗漏要点重复开庭问题。在银行卡案件办理标准的后面同时附着几十份文书模板,为各大银行以及他们推出的金融产品量身定制,拿来就能用。再后来,刘建勋把所有涉金融类案件的有争议的法律适用标准总结出来,定期更新发给全庭,叫做“统一裁判规则”。

“二审法院都认为我们给他们减轻了工作压力。”曾在金融街法庭成长起来的年轻法官甘琳说。西城法院金融街法庭自从在庭里统一了裁判标准,发回改判的案件数就维持在个位数。

2016年年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万明在西城法院调研工作时,带走了金融街法庭的全套模块化工作标准,说要好好研究,适时推广。

度人

达者自度,而后度人。“在金融街法庭,刘老师就是‘神’一样的人物,他总会在无形中促使你成长。”甘琳虽然已经从金融街法庭走出去,成长为一名副庭长,但说起刘建勋的时候仍流露出由衷的崇拜,“和刘老师在一起工作,你必须逼迫自己学习,否则就会很紧张,觉得无法和他对话。”

在金融街法庭,大家都习惯称呼刘建勋“刘老师”,只有刚来庭里的新人,才会叫他庭长。

刘建勋在不谈工作、不谈专业的时候,说话很幽默,总能让人捧腹,但只要一谈到案件、谈到审判,他表现出的思维周详、表述严谨就会确实给对方带来对话压力。

宋健是金融街法庭刚成立就过来的一名年轻小伙子,脑子灵活,语速很快,很有几分庭长的影子。他至今清楚地记得,庭长给他修改的第一份判决,让他看着判决足足笑了十分钟。用修订工具仔细修改后的判决,不仅把一些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修改建议明确标出来,就连错别字和错用的标点也都注明。在修改版本里,刘建勋不仅直接改,还幽默地备注了一些修改原因。看刘建勋修改的判决,对许多年轻法官来说都是一件乐呵事。“作结论之前必须要有法律依据,是庭长让我改掉了‘想当然’的念头。”宋健深有体会。

最近,金融街法庭正在认真起草北京法院办案规范编写的中标项目,宋健负责公示催告案件办理流程部分。每次开碰头会,刘建勋都要反复强调:“我们的规范是要直接拿来用的,所以要在保持准确的前提下追求语言的极简。”在逐字逐句地敲定文稿时,刘建勋甚至连在表述中用“及”还是“以及”来作为连贯语,都要指出来进行分析,对比取舍。

“能在人类的某一个学科作出一点个人的贡献,就是职业带给我最大的享受和动力。”这就是刘建勋始终能自我成长并影响别人的朴素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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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丹:归来仍是少年

文 | 严剑漪 张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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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初秋,在上海市闸北区天目东路、宝山路路口,老北站外的行人熙熙攘攘、车辆来来往往。

“这就是上海吗?”朱丹拎着随身的小行李包慢慢走出老北站。阳光闪耀在他的镜片上,朱丹扶了扶眼镜,重新打量着面前这座完全陌生的城市。

“你不要送我了。”几天前,他对父亲说。自从知道自己考上了华东政法学院,朱丹对大学就充满了期待,尤其这还是自己第一次出远门,他突然间有了一种长大的感觉。

父亲仍然不放心,一直把他送到重庆火车站。火车开动,父亲遥遥地挥着手,过去的岁月随着父亲慢慢往回走,满怀憧憬的朱丹则跟着火车一起奔向了未来。

一场命中注定

和其他男孩子一样,朱丹从小就想考军校,冲锋陷阵、保家卫国,这是一个热血青年最大的梦想。可惜由于身体条件受限,他的“军校梦”难圆。不过没关系,朱丹高考填写志愿时选择了法律,法律一样也是伸张正义、惩恶扬善。

就这样,1987年的秋天,朱丹提着行李踏入了华东政法学院的校门,此时的他对上海的一切都感到陌生。

第一学期,朱丹有些随波逐流,大学的生活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似乎每个人都只是等着毕业,然后分配工作,也许是法官、检察官,或者律师。但渐渐地,朱丹发现身边有人在准备考研。对了,考研,他为什么不可以考研呢?

找到方向的朱丹重新开始用功,从英语成绩全班倒数到法理全国统考名列前茅,从名不见经传到连续两年荣获二等奖学金,性格内敛的他把心思全花在了读书上。

四年后,本科毕业典礼来了,一位老师站在台上宣布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的名单,朱丹穿着凉鞋坐在台下百无聊赖地听着。忽然,台上念了一个名字“朱丹”。

“怎么也有人叫朱丹?”朱丹暗忖。

“朱丹,赶紧上去领奖啊!”班主任急了,冲着朱丹喊。一向行事低调的朱丹有些懵,真的假的?

“上去啊,快上去啊!”班主任继续催。

朱丹顿时醒了,是自己被评上了!他赶紧扯了扯身上的衣服,起身上台领奖。“怎么没人通知我啊,早知道今天要领奖,衣服就换正式点的了,还好没穿拖鞋来。”他在心里嘀咕。

1991年,朱丹考研,他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了华东政法学院民事诉讼法专业,三年后研究生毕业,他进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从此与法院结下了不解之缘。

朱丹不知道,当他踏入法院大门的那一刻,一场巨大的考验已经在等着他,命运有时就像一曲谱好的交响乐,不声不响地把每个乐章演奏给有准备的人听,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把一件件重任交到值得信任的人手中。在这场长达24年的考验中,朱丹先后担任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审委会委员,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庭长、审委会委员,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委会委员,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院长。

人生路上的相遇

刚进上海高院的头两年,朱丹被安排在业余法律大学给法院干警们上课,授课内容是民事诉讼法和经济法。对朱丹而言,这短短的两年可谓获益匪浅。

听课的学员来自不同法院不同部门,他们有的从部队转业而来,有的通过社会招考进入法院,虽然理论知识稍有欠缺,但审判一线的实践能力相当强,而且对知识充满渴求,常常在课上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给朱丹带来了很多启发。同时,让朱丹佩服的还有和他一起教书的那些老师们,他们不仅审判经验丰富,而且理论知识扎实,这让朱丹见识了具有专业素养的法官,也让他意识到“研究问题一定要能解决实际问题”。

于是,朱丹开始给自己充电,他常常在闲暇时间看书研究法律问题,有时还写一些文章,最后被报刊或杂志发表。朱丹戏称:“人家是博士后研究,我是‘硕士后’研究。”

1996年,朱丹被调往上海高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担任书记员。翌年,他晋升为助理审判员。

作为审判一线部门,知识产权审判庭有些特别。1994年,全国各地法院纷纷成立知识产权审判庭,上海高院和中院于当年2月成立知识产权审判庭,上海浦东法院则于6月成立全国基层法院的第一家知识产权审判庭。在这样的情况下,朱丹来到上海高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无疑来到了全国法院百舸争流的第一线。这时,他遇见了以严谨细致著称的庭长—吕国强。

吕国强曾任上海高院研究室副主任,担任过《上海审判实践》杂志副主编。他思路缜密,考虑问题周全,每一份出自他手的法律文书都要经过反复修改。朱丹到了庭里之后,吕国强让他负责审判调研,同时审理一些案件。

Safeguard(舒肤佳)上诉案”是朱丹承办的第一起广受关注的大案,原告是“Safeguard”商标所属的宝洁公司,被告则是一家经营范围为“弱电系统及安防系统工程的设计安装维修”的科技发展公司,由于科技发展公司将“Safeguard.com.cn”抢注为域名,宝洁公司一纸诉状将其告上法庭。

上世纪90年代末,“恶意抢注商标域名”的现象愈演愈烈,一些“皮包公司”将商界不少著名企业的商标恶意抢注为域名,然后坐享其成,等着著名企业上门购买域名,待价而沽。本案中,一审法院判决科技发展公司败诉,其注册的“Safeguard.com.cn”域名无效,应立即停止使用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撤销该域名。

科技发展公司不服,上诉至上海高院。宝洁公司坚决不同意科技发展公司的上诉意见,并提出“Safeguard”商标不仅是一审判决中提到的“享有优良信誉和广泛知名度”,它已构成驰名商标,应作为驰名商标予以保护。

“驰名商标”和“知名商标”同属于“名商标”,但两者之间有着显著差别。驰名商标一般由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认定,知名商标则由地(市)工商部门进行认定;驰名商标必须为全国相关公众所知悉,知名商标只要求为本省或本地(市)相关公众所知悉。一个商标一旦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则该商标无论在中国注册与否,法律对它的保护力度将是最大的。

那么问题来了。本案中,法院可以在域名纠纷案件中认定驰名商标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曾于1996年发布《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明确“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认定或采取其他变通方式认定驰名商标”。另外,如何厘清域名与商标的关系?域名与商标不能直接划等号,但域名和商标在实践中又往往发生重合,怎么办?

朱丹反复斟酌,查阅了许多资料,其中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关于网络域名程序的相关报告材料。吕国强作为本案审判长更是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琢磨判决书的表述,这种“较真”精神一直持续到了宣判前的那一刻。

200175日,宣判的日子到了。吕国强在审判席上宣读判决书,朱丹屏息聆听,最后双方当事人签收了判决书,朱丹松了一口气。

上海高院二审维持原判并在判决书中认定“Safeguard”为驰名商标,这一结果引起轰动,同月下旬,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第六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域名纠纷案件,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涉及的注册商标是否驰名依法作出认定。”之后,该案判决书在全国优秀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研评活动中荣获三等奖,这起全国首例认定驰名商标的生效判决案件被记入了中国知识产权审判发展史册。

“我们要把每一起案子都办成精品。”吕国强对朱丹说。在吕国强的影响下,朱丹就舒肤佳一案撰写了学术论文,同时养成了将所审案件判决书装订成册的习惯,精益求精也成为朱丹此后对自己的要求。

不辜负生命的成长

舒肤佳一案审结后不久,吕国强调任上海二中院任副院长,接替庭长之职的是副庭长须建楚。朱丹曾与须建楚在业余法律大学有过同事经历,两人又在知识产权审判庭共事,彼此都非常了解。

须建楚性格非常谦和,既善于积累学术经验,又乐于钻研问题。这位强者从来不担心所谓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他积极培养下属,随时把研究成果与大家分享,并提供各类学术讲座的资源平台给同事,赢得了全庭的一致尊重。朱丹从须建楚身上感受到了一个管理者的无私与豁达,更明白了一个善于搭建平台的领导对于团队有多重要。

20058月,朱丹开始担任上海高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在须建楚的鼓励下,2009年年初,朱丹报考华东政法大学民法博士研究生,但他没想到,博士考试结束后第三天,须建楚因病去世。斯人已去,但须建楚的专业精神和为人品质一直深深留在朱丹的心里。在历经吕国强和须建楚两任庭长后,朱丹已经成长为一名具备专业素养和人文修养的成熟管理者了。

2015年,朱丹调任上海浦东法院担任副院长,做副院长和做庭长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分管的条线多了,精力有限了,那就更需要注重管理的效能。让朱丹庆幸的是,他遇见了一位好导师—勇于创新、善于创新、务实创新的上海浦东法院院长张斌。朱丹的很多想法得到了这位一把手的支持,这对“黄金搭档”开创了浦东法院知识产权审判的新篇章。

2015年,上海浦东法院先后挂牌成立自贸区知识产权法庭、“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调研联系点”,制定并实施《关于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若干规定》。

2016年,上海浦东法院制定并实施《关于涉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审判工作的若干规定》,打造知识产权案件三合一审判工作的升级版。

24年弹指一挥间,朱丹在成长为一名优秀法院管理者的同时,也在专业上走向了顶峰。他曾参与审理多起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其中,王群诉上海世博会法国馆等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是一起准确运用专利侵权判定方法、防止专利权不当扩张的典型案例,被评为2010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诺基亚公司诉上海华勤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系我国首例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软件专利案,入选2014年上海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件、中国十大最具研究价值知识产权裁判案例;迪士尼企业公司诉厦门蓝火焰影视动漫有限公司等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涉及动画形象作品著作权保护中思想与表达的区分以及电影名称的保护,该案裁判涉及动漫行业的健康发展,审理期间又恰逢2016年上海迪士尼开园,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181月,上海市崇明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朱丹全票当选上海崇明法院院长。此后不久,朱丹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第四届“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的称号。

20184月,朱丹坐在院长办公室里翻阅着桌上的材料,屋内一排长长的书橱里放着他刚从浦东搬来的书籍:《经济增长》《法官如何思考》《家国天下》《网络与软件案例精选》《管理的实践》……

49岁的朱丹微微抬起头,阳光闪耀在镜片上。他扶了扶眼镜,这里的一切已经不再陌生,他早已习惯迎接生命中不断出现的新挑战,哪怕历经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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