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本刊记者 宫雪

“宣传、展示法治文物和史料，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信的有效途径。”2018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述元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加强法治文物保护的提案。

法治昌明是一个国家强盛的保证和标志。中华法治文明和中华法系源远流长、成就辉煌，在历史上对东亚、东南亚等诸多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无法适应快速而巨大的社会变革，严重阻碍了国家发展和国力提升。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日新月异，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有了长远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5年。5年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全面依法治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各种思想潮流的碰撞愈发强烈，各种社会制度的较量日益激烈。

张述元认为，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进一步增强法治自信。通过文物史料、图片数据来展示和宣传中国法治，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增强法治强音中国司法国际话语权的有效途径。

在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4号，东交民巷和正义路的交叉口，静静矗立着一座宏伟又精致的西洋风格古典建筑。花岗岩的台基，红灰相间的外墙，设计考究的半圆形穹顶，这座建成于1910年的建筑见证了一个世纪的历史变迁。如今，这里是中国法院博物馆新址。

中国法院博物馆是中国司法史上第一个全国行业性博物馆，在中国司法文化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2016年1月6日，中国法院博物馆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中国法院博物馆自建成以来，大力加强对司法文物和史料的征集、保护和利用，积极举办各类司法文化专题展、司法改革和专项审判成果展，面向国内外广泛宣传中国全面依法治国重大成果，稳步提升了中国司法的国际影响力，有效增强了中国司法的国际话语权。

然而，这些成绩还远远不够。目前，我国法治文物仍面临着种类不多、数量稀少、分布零散、征集困难、保护利用不足等诸多现实问题，法治文物的“藏、研、展”还远远跟不上国家文物保护整体事业的发展步伐。法治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依旧任重而道远。

为此，张述元提出，各级党委、政府应增强法治文物的保护、利用意识，重视并加强对法治文物的征集、保护、研究、利用，法治类文化场馆的建设、运营、维护以及专业人才培养等相关工作的领导。各级政府应把文物保护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制定操作性强的文物保护制度和工作程序。

2018年1月9日，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金井胡同1号的沈家本故居正式对外开放。

沈家本是我国近代著名法学家、清末修律的代表性人物，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

沈家本故居的腾退工作于2015年正式启动，到2016年8月正式完成。从沈家本故居在1990年被列为“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开始，直到腾退工作完成，历经了20余年的时间。不可移动文物的腾退，历来是文物保护工作的“硬骨头”，动辄耗费10余年甚至数十年时间。

为此，张述元呼吁，国家文物局应优先将涉及传统法治文明遗产保护的项目列入全国文物事业发展规划，加大对不可移动法治建筑、法治名人故居的腾退保护力度，统筹协调全国法治文物的抢救、保护、利用、复制、调拨、交换、借展等管理工作，指导地方各级文物主管部门加强对地方法治文物保护利用项目的支持；财政部应设立专项配套资金，支持法治类文物的征集、保护、复制、研究、利用工作，支持法治类文化场馆的建设、运营和维护工作，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后各根据地司法机关旧址的保护、修缮、建设和运营、维护工作，同时指导地方各级财政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展开相关工作。

在中国法治建设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广大法治工作者埋头于国家法治事业，无暇顾及保护、收集法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历史资料和相关实物。当前，法治文物、史料保存不善、征集困难、保护意识淡漠等现状依然存在。

张述元建议，中央政法各部门应主动与国家文物局沟通协调，积极开展法治文物的征集、保护、研究、利用工作，有序开展法治文化场馆的建设、运营、维护工作。中央政法各部门应配合国家文物局完善《文物保护法》及配套法规体系建设，严格依法打击破坏文物的各类犯罪活动，为文物的征集、保护、利用提供有力法律保障，共同营造崇尚法治、重视法治文化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