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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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耄耋退休老法官的日常生活。

现年82岁的余华山，人称“华爹”。1997年，其从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庭长岗位退休。14年的公安侦查经历、20年的法院工作生涯，回忆和总结过去的政法经历，余华山说，自己就是一名普通的“老政法”，但有幸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法治发展和社会飞跃。

从“老”公安到法院“新兵”

1955年，17岁的余华山从湘潭地区干部学校毕业，进入湖南省平江县公安局做侦查工作。

年轻、工作积极、做事利落，他得到了组织的肯定。领导说：“小余，你是工作积极分子，思想上也要更积极，为大家做个榜样。”就这样，17岁的余华山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尽管抱有万分期待，但余华山也做好了接受党组织长期考验的准备。4年后，经过组织的严格考察，余华山在全局同志的见证下，向党旗作出了庄严宣誓。

从事公安侦查业务时，余华山对自己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时刻保持着敏锐的警觉，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吃得苦、霸得蛮、过得细”，领导与同事眼中的余华山在工作中就像根钢针，一插到底。很快，他就成为了业务骨干。

一夜之间，小山村出现了数十份反动大字报，字迹直指村中专门负责写大字报的村民。

在讨论案件时，同事们一致认为此案“证据确凿”。

但余华山却不认可：“手写出这么多大字报，字迹怎么可能跟模子里印出来的一样？”

随后，他带上从村里搜集到的所有大字报及“证据”赶往湖南省公安厅进行笔迹鉴定，得到了“笔迹确属该村民”的回复。

然而，余华山对此结果仍抱有怀疑。因为这涉及人的名誉等重大问题，绝不能冤枉任何一个人。在余华山的强烈要求下，湖南省公安厅鉴定处的工作人员开出了介绍信，建议他去上海市公安局侦查大队再做鉴定，那里有当时国内最权威的笔迹鉴定专家。

连夜赶乘火车到达上海后，余华山找到了权威的笔迹鉴定专家，并说明了缘由。专家要他等待3天：“3天后必然给你鉴定结论。”

等待后最终迎来了回馈—笔迹果然是他人模仿的。

余华山带着这份当时国内最权威的鉴定结论赶回平江，并向领导作了汇报。后来，余华山查明，村里的大队书记因记恨家族世仇，偷偷地收集了这位村民的大字报，暗自苦练模仿其笔迹，写出了数十幅反动标语并于夜晚张贴，以此来进行陷害。

1969年，受到当年政治、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余华山不得不离开侦查岗位。此后，他相继担任过平江县人民医院书记、平江县长寿地区领导小组宣传干事、岳阳东区办公室秘书等职务。

1977年起，全国公检法机关逐渐开始恢复建制。

市里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找到了余华山，询问已在秘书岗位深得单位领导赏识的他是否愿意重回政法工作岗位：“如果你同意，还要做好思想准备，很可能组织会安排你到公安之外的部门。”

“作为一名老政法干警、一名老党员，组织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余华山始终坚信并服从组织的安排。于是，他给出了斩钉截铁的回答。

同年，他出任岳阳市法院党委委员、刑一庭副庭长，成为了一名法院“新兵”。

条件虽苦  但办案不能马虎

“那时，岳阳市法院就相当于城区的基层法院。”余华山回忆说，当年市法院在岳阳饭店租了四间房作为办公室兼审判庭；全院共十七八名干警，仅有一辆“公车”，还是辆自行车。“哪个急用、出门远，就给他用。”余华山笑着说。

>>1989年，岳阳中院全体干警合影

“那时候，我们做得最多的是露天庭审。由于没有固定的审判庭，同时也为了方便当事人，大家普遍都是到当地去开庭。”余华山说，“我们出发前备好纸，到了地方后讨要一支毛笔，蘸点墨，写明法院庭室、诉讼参与人，再找个合适的场所，寻一块板子、一面墙，将纸糊上后就可以开庭。”

尽管办公条件极其艰苦，但余华山和同事们没有半点怨言，还常常告诫自己要认真细致地办好每一起案件。

在一起抢劫案件中，两名被告人在抢劫、杀害被害人后，于一僻静处将作案刀具丢入了洞庭湖。直至提起公诉，作案刀具也始终没有被找到。

“作案凶器是极其重要的证据。”为将案件办成铁案，余华山向领导汇报并征得同意后，提审了被告人。在被告人指认丢弃凶器地点后，余华山安排专业人员从一米多厚的湖畔淤泥中将作案凶器打捞了上来。

“经两名被告人辨认后的这柄刀具，为案件裁判打下了坚实基础。”余华山说。

事实上，这样的“铁案”并非孤例。

某工厂附属学校的老师王某被指控强奸厂区的8名幼女，这在厂区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按照案情的恶劣程度，当时，被告人肯定是要被枪毙的。

在阅卷时，余华山发现了疑点：8个孩子对被侵犯经过的证词全部一样，整个案件中也只有被害人的证词及被告人的供述，却并没有其他的证据。

为此，余华山到看守所提审了王某。王某跪地哭诉自己遭受了多重压力，是在被逼之下承认所指控罪行的。

“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罪犯，但也绝不能让一个好人受到冤枉。”余华山说。

因为案发时的工厂已整体搬迁至山东某县城，包括被害人及家属也全部搬走了。为了查证案件的事实，余华山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赶赴山东。

“刚到山东那天，白天的天气还跟湖南差不多，不料晚上就突然下了寒霜，把我和同事冻得直发抖。”余华山说，“但我们也不能窝在招待所里，谁知道寒霜啥时过去？再说，那时候办案经费极其紧张，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刃上。”

就这样硬抗着挨冻，余华山一户户地敲开了当年被害人的家门，认真地询问孩子及家属当年事情发生的经过。

这一次调查，彻底还给了王某一个清白。回来后，余华山将所有的情况在审委会上作出了详细说明。最终，王某被无罪释放。

亲历法治变革 体验酸甜苦辣

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开始施行。领导将首个遵照诉讼程序公开庭审的案件交给了余华山承办，并让他担任审判长。

“以前我们都没见过公开审判的先例，那感觉真是像在白纸上描巨画。”从法律条文开始逐字逐句地学习，余华山为做好第一场公开庭审，苦心钻研了大半个月。

在庭审结束后，余华山对自己表现的评价是“勉强及格”，并不断感叹这一变革对中国法治发展的深远影响。

1981年，根据发展形势，院里拟组建经济庭，专门应对不断增长的商事纠纷。院长找来余华山：“全新的业务，你敢不敢接？”

“即使经济审判这块儿工作再不好搞，只要党组要我搞，我就必须搞好！”余华山毫不犹豫地回答。

然而，经济审判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据余华山回忆，伴随着经济飞速增长，经济纠纷尤其是合同纠纷也在不断攀升，特别是涉及外地企业或当事人的纠纷占比很大。对于当时办案出行还得倚仗公共交通及自行车的法官们来说，他们绝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都耗费在了送达、调查等程序性事务上。

“那时办案压力也大啊，案子不断地收，结案的速度又凭借着法官的腿跑得快不快。”余华山说，“但大家还是苦中寻乐。”

据余华山介绍，当时的民事与经济纠纷，首先提倡调解。他说：“这毕竟符合我国人情社会的实际，有利于弥合当事人之间的分歧，更好地维护稳定。同时，也是小额标的纠纷最经济的化解方法。”

当年办理的一起经济案件，曾令余华山暗自惊出一身冷汗。

在一起个人诉单位的合同纠纷中，原告起诉被告某单位违约，要求对方支付各项损失共计3万余元。

一天，余华山找来原告谈话了解情况。在送走当事人后，他在办公桌不起眼的一角发现了600元钱。

事后，余华山了解到，原告因自己起诉的对象是单位，担心法院在裁判时会偏向对方，于是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相当于那时我一年的工资，但这钱我是绝对不能收的！”余华山回忆说。

当天，余华山就将钱款上交给了院政治部，并作了情况说明。

在裁判时，余华山依法支持了原告的诉求。同时，他也对原告的行贿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

如今回忆起来，余华山依然颇为感慨：“这给我上了一堂很好的警示课。我们手中的裁判权力看似很轻，实际上很重要、很关键。我们要看到权力与责任是对等的，务必看管好自己。”

执行方兴 成首任“掌舵人”

1984年，根据行政区划的调整，岳阳市法院与岳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合并为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并后，70来人在一栋二层小楼内办公。“虽然拥挤了点，可至少不用再租场地办公了。”余华山说。

1986年，这一年对于岳阳法院人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

这一年，内地第一个行政审判庭在当时的岳阳市汨罗县人民法院正式成立；这一年，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率先在全省法院系统成立了执行庭，正式开启审执分离模式。

这一次，余华山又成为了执行庭的第一任“掌舵人”。有过前面出任首任经济庭庭长的经历，余华山对于执行工作的态度更是谨慎，用他的话说，“甚至略有彷徨”。

“之前，没有听过有法院专门成立庭室来负责执行工作。同时，执行工作具体该怎么搞，法律上也没有明确的规定。”余华山说，“当年，法律还没出台罚款、司法拘留、限制高消费乃至拒执罪等强制执行举措，法院的执行权威还没建立，就当时整体社会环境来说，执行工作的开展可谓困难重重。”

有一次，就一起合同纠纷案件，余华山带着干警赶赴外地某银行查询被执行人的账户。一表明身份，就被银行工作人员百般刁难和拖延。僵持一个多小时后，银行工作人员才配合法院查询账户。而事后得知，此前，银行工作人员早已暗自通知被执行人转移了资金。

除了来自行业保护、地方保护的阻力，社会诚信意识的缺乏，也给执行工作戴上了“枷锁”。

“不能让人民群众认为法院‘空调白判’。”在余华山看来，“执行难”现象突出，但也必须要想办法去化解困境。为此，他带领干警“南征北战”，与重重阻力拼速度、拼勇气、拼法理。

由于岳阳地处湘、鄂、赣三省的交界处，为了更好地化解异地执行难题，由岳阳中院牵头，与周边邻省几个地区的中级法院成立了“执行协作联合会”，并每年开展一次经验交流。“这对于打破地方保护主义，还是非常有成效的。”余华山说。

执行干警的努力也常让当事人动容。因周边省市的合作社、商铺购买化肥而拖欠货款，岳阳某氮肥厂向法院递交了执行申请。执行干警在奔波了两三个月后，终于执行到位了十来万元的款项。

在兑付时，该氮肥厂负责人才知晓钱款全是靠法院干警赶着汽车、火车，从一家家被执行人处追讨回来的。为此，氮肥厂负责人很是感动，便表示将厂里的一台临近报废的桑塔纳汽车赠给法院：“这台车是感谢并支持法院执行工作的。”

1997年，余华山从执行庭庭长岗位上光荣退休，为30多年的政法工作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今天，回忆起34年的政法工作，余华山深有感触地说：“我这辈子笃信两件事：一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党让干啥就干啥，不要讲价钱；二是国家和社会法治发展的潮流始终是滚滚向前的，也必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