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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央与地方博弈的法场呼冤案
时间:2014-04-15 11:09:05    作者:林乾    

法场呼冤 刀下留人

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七月初八这一天,河南省城开封府,刑场上布置森严,刽子手刀光闪闪,法场外的人群黑压压一片。这一天,将要处斩一个抢劫团伙首犯,此人名叫胡体安。

而就在犯人被押赴法场的路上,胡体安却拼命高喊:我是邓州的百姓王树文,我不是胡体安。你们答应我不死,今天为什么食言要杀我?我冤枉啊,冤枉!

中国自唐代就有呼冤中止死刑执行的做法,到明代已形成制度。明朝规定,死刑重囚在提至法场执行时,如果犯人临时喊冤,或者他的家属击登闻鼓喊冤时,法司及行刑人员应立刻停止执行,并由决囚官一变而为审判官。清代沿用明代的做法,到嘉庆十二年,正式载入大清律例“辩明冤枉”律中。

开封知府唐咸仰立即对呼冤案进行审理。该犯人说:我名叫王树文,是南阳府西南一百多里邓州东乡大汪营人,家里有父母兄弟妻室,我的父亲叫王季福,我并不是南阳府直属的南阳县民胡体安,也没有参加抢劫镇平县张肯堂家的团伙,我是被错抓了人,因屈打成招而认罪。唐知府随即将法场呼冤及初步审理的情况直接向巡抚禀报。河南巡抚涂宗瀛随后向清廷上奏,由此,呼冤案名闻天下,人们也把视线放到了这桩两年前发生在南阳府镇平县的抢劫大案上。

抢劫大案 疑点重重

光绪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夜,镇平县张楼村一户叫张肯堂的富户人家,遭到上百个手持枪械的盗贼的洗劫。

由于盗贼人数众多,惊动了百姓,次日天将放明时,兵役将两大一小共三人抓获,高个的有一个人叫胡广得,矮个的就是王树文。三人一同被交给衙役的头目刘学汰管押。

这一天,刘学汰的哥哥刘洤汰在扬庄地方也拿获三名盗匪,其中之一就是胡体安。刘家兄弟见王树文幼小可欺,又觊觎胡体安身上的好多赃物,遂将胡体安私放,随后连蒙带吓,叫王树文上堂时回答自己是胡体安。刚上任不久的镇平知县马翥提审王树文,他供认自己叫胡体安,因此将他定为正盗,拟斩立决。随后经南阳府复审、按察司三审,最后经刑部判决,王树文被判斩立决。被执行死刑时,他在法场上呼冤。

开封知府唐咸仰初审此案后,认为死刑犯是否有冤,应该从辨明他的身份着手。在巡抚的支持下,邓州知州朱光第将王季福等送到省城进行认亲。当堂对质的结果,确认王树文就是王季福的儿子,而不是什么大盗“胡体安”。但就在案件即将得到平反时,开封知府唐咸仰调离,由王兆兰接任;河南巡抚涂宗瀛改任湖南巡抚,河道总督兼署河南巡抚的李鹤年正式接任。

河南官场上主要官员的调动,使得本来即将平反的呼冤案增加了更多的变数。

新官上任 平反无果

李鹤年接审此案后,改组审判班子,并于当年底即光绪七年十二月向清廷奏报大概情形,维持了原来对王树文斩立决的判决,并认定王树文就是胡体安。同时请求加派大臣复审,清廷于是派河道总督梅启照会同李鹤年复审。

梅启照奉特旨审案,名为钦派,但他刚上任河道总督,属下的人十之八九都是李鹤年的故吏,所带的审判班子也都是李鹤年的部下。因此,审判的结果自然还是维持原判。

清代无论多大的案子,名义上是督抚等封疆大吏来审,实际都是由省会所在的知府来审。开封知府唐咸仰此时升任河东道员,他因是原来的复审官,调任前不仅不肯在维持原判上签署自己的名字,还将本案的情况透露给外界,致使更多人知道了案件的真相。为此,清廷的河南籍御史接连上疏,说李鹤年审判不公。但李鹤年执意不肯翻案,到光绪八年八月,历时一年,由李鹤年和梅启照两位大臣联合上奏,对呼冤案作出维持原判的复审判决。判决书还说王树文就是胡体安,王树文参与抢劫张肯堂家。皇帝接报后令刑部速议具奏。

此时御史言官一再上疏,提出呼冤案只有解送刑部,才能水落石出。有一位御史还说,据他访闻那些从河南来京的人,几乎众口一词地说:此案如果一经平反,能保全一个无辜百姓的性命,但河南省的多位大员不但要丢掉乌纱帽,还要充军发配,承担刑责,而李鹤年要在河南树立自己的威信,保全官员,就一定要坐实王树文就是胡体安。提出此风一开,各省封疆大吏纷纷效仿,草菅人命之事就会更多,关系大清国安危。

此时刑部也发现诸多疑窦,指出李鹤年审理呼冤案,显然有情弊。皇帝随即发布上谕,将呼冤案移交刑部审理。对此,李鹤年大为不满,他上奏辩驳的同时,稽留证人,至少有多位关键证人,包括衙役总头刘家兄弟等,在押解京城前都“离奇死亡”。

刑部审案 内部争执

为此,刑部高度重视这一案件,由协办大学士、满刑部尚书文煜牵头,汉尚书潘祖荫,著名的陕派律学家、刑部侍郎薛允升等亲自督审,并破例加派最干练的律例馆司员共八人参加会审,而其中的员外郎赵舒翘则是为本案平反的关键人物。

刑部经过昼夜推审,包括王树文在内的三个盗犯全部翻供,事主张肯堂也供出镇平县更多舞弊内情。刑部综合严审,发现三大问题:一是伙盗人数和赃物严重不符。事主张肯堂说,伙盗有上百人,将张家包围,外面全部由洋枪施放;而失盗的物品仅衣物就比事主所报少五百多件。刑部为此核查镇平县卷宗,与当时事主所报相符。这说明镇平县大案化小,欺上瞒下。二是作为定罪的真赃不在事主所开的失单之中,因此作为赃证已不成立。三是镇平县家丁、差役等都供述,正盗胡体安被拿获后,刘家兄弟得赃将其释放,逼王树文冒名顶替。

案子到了刑部,李鹤年也没有置身事外,他通过在刑部的内线,了解那里的一举一动,并带着他担任肥缺—河道总督搜刮来的大把银票,企图用真金白银改变刑部的审判。

刑部果然出现分歧。本来,赵舒翘经过数月研鞫,案件即将平反时,潘尚书却在李鹤年的强势威胁下产生动摇,几次把赵舒翘拟好的奏稿毁掉,想按照河南原拟定案。赵舒翘三进奏稿,三次被潘尚书毁掉,最后一次,赵手拿奏稿,上堂力争,大声说:“舒翘一日不离秋审处,此案一日不可动!”声色俱厉,全然没有下属的样子,潘尚书面对这个34岁的年轻人,露出难堪之色,遂拂袖而出。赵舒翘见事难转圜,立即整理文件,回到家里,草草写了一份辞呈,请求开缺回籍,为早先去世的双亲重修墓地。

第二天,赵舒翘带着辞呈,来到了他熟悉而依恋的刑部秋审处。当他递交辞呈时,却发现张之万坐在了尚书的位置上,他大惊失色。原来,昨天夜里,潘尚书因父亲去世,回籍奔丧了。潘尚书行前给张之万留下一封信,大意是说:赵司官学问、才品都是一流,我在五年中多次破格提拔他。前日的事情,委实理亏在我,您接任尚书,请求仍照赵君所审定稿。赵君刚烈过人,希望您曲意保全啊!当时,赵舒翘去意已决,张之万再三挽留,仍留不住这个倔强的司员,不得已,才把潘尚书的手书拿出来给他看,赵舒翘大受感动,继续留在刑部,从而为后来的平反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的直声也一夜之间,天下皆知。

矛盾激化 双方博弈

刑部内部的争论刚刚平息,他们又要面对向来无所顾忌的李鹤年。邓州知州朱光第被撤了职,唐咸仰调离了开封府,河南省的大小官员,都看得一清二楚,谁违背了巡抚的意旨,这就是下场。

光绪九年初,李鹤年上奏,对刑部的质疑一一驳斥,他说自己审案数十堂,胡体安就是王树文,伙同盗贼上盗,千真万确。李鹤年无视事实,无视中央刑部的做法,激起了公愤,在京的言官再次纷纷上书,请求清廷将李鹤年革职治罪。御史李暎指出,向来移交刑部审讯的案件,从未听到本省大员与刑部反复辩争的,更何况李鹤年是派审本案的大员,现在已属案内之人,刑部审讯如何,尤其不能参预,但他却公然申辩,这是他轻视朝廷,显干法纪。

面对李鹤年的跋扈、嚣张,刑部也感到非常棘手,特别是纵放胡体安的衙役头目刘学汰的突然死亡,令追踪胡体安的线索戛然而止。究竟是真的死亡,还是让刘学汰消失一段时间,刑部已无从查究。在封疆大吏一手遮天的情况下,胡体安无从抓捕,刑部会商的结果,只能回到王树文本人来推进案件的审理。

光绪九年二月,刑部一反常规,破例以双请出奏,即拿出两种方案请皇帝裁决:第一种方案是,案件已经审理清楚,现在就照刑部审理结果结案;第二种方案是,让那些仍为自己辩解的河南官员,到京城质对。

在我们所看到的清代成千上万宗案件里,极少见到作为中央最高司法审判机关,在上奏中不惜笔墨,详细解释《大清律例》中什么是“把风”、什么是“接赃”等相关法律行为的认定,以及法律如何适用。

刑部说:就以李鹤年等定案所叙王树文供词而论,事前不知盗贼胡广得何时纠集人盗劫,临时只有“叫跟随同去”一句话,仅此而论,这与一同谋划为盗有本质区别,他的罪行就没有死罪。河南还说,王树文跟随胡广得看守衣服,这件事本身,就与把风接赃无异,一样处以死罪。实际上,法律所说的把风,是指事主出来喊叫,防备邻佑救护,实质是帮助伙盗搜劫;法律所谓的接赃,是指恐财物没有劫尽,因交递而分携,以便抢掠一空。以上两种情形,即便不是自行入室,实属同恶相济,故照为首例一律问斩。而无论把风还是接赃,当上盗时,总不离事主住屋左右,今王树文并未到寨边,只在野为贼匪看守衣服,胡广得等得赃跑走,始终也未交给王树文背负,岂能说他是把风、接赃?况且,王树文身材矮小,犯案时年尚幼弱,盗匪也断不用此等人上盗!复审各员并不严究正盗胡体安如何狡脱,差役刘学汰如何教供,只图为原审官回护处分,将一幼小子王树文周纳入死,这种弥缝办理,为官场保全大局,堪称得计,而差役纵盗之风,从此无所顾忌,抢劫之案,势必层见叠出,于地方民生实有关系。李鹤年作为封疆大吏,不检讨自己任人不当,反过来却以无根之词一再争辩。

李鹤年仍然不服,他收到刑部的定案奏折后,于光绪九年二月,抢在刑部正式宣判前,上了一道“刑部审办重案,意近苛求,请派员查办折”,一开始就说,刑部如此办案,有关他的名节,更关系河南大局。不但将问题升级,而且有意将法律政治化。李鹤年提出另请人审理此案,表示他不信任由大学士挂帅的最高审判机关。同时质疑刑部的立场问题,说刑部如此审判是黑白颠倒,大涨盗贼之威风,大灭正直官吏勇于干事的捕役之志气。他说:官员因为抓捕盗贼而受到牵累,捕役家丁又因为抓获盗贼而受刑罚;与此相反,盗犯却逍遥无事,都有侥幸不死之心,如此下去,人们都愿意做盗贼而不敢捕盗了。最后,他以恐吓的口吻说此案如何判,关系河南社会稳定大局:河南各地向来伏莽四出,臣自去年接任巡抚后,就与僚属讲求如何缉捕盗贼,并已有衰减成效,镇平呼冤案发生后,人们都知道王树文实际是盗犯,而抓获盗犯的马县令以及捕役,横被祸累,因此都怀有戒备之心,遇有盗案,都裹足不前;而盗犯到省,几乎没有不翻供的,希图案子拖下去,侥幸不死,那些被劫的事主,都不敢报案。王树文罪名轻重,不但关系微臣名节,实际为河南大局所系。

冤案平反 法制进步

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刑部会同都察院、大理寺,以三法司的名义将此案审结,这也代表了国家的最高司法机构联合审理的意见,具有终审性质,清代除康熙、乾隆时期,皇帝偶尔亲自审办案件外,一般依照三法司裁决。

这份审结报告提出,王树文呼冤案的关键只有两点:第一,是否另有胡体安其人,方能判断王树文是否为人顶罪;第二,王树文有无冤抑,以他是否同谋、上盗为根据。三法司经审理,各书吏、衙役、地保等证实,胡体安实另有其人,王树文既没有同谋,也没有上盗,因此,推翻了李鹤年的复审判拟。

呼冤案平反后,随即要对原审官员进行处罚。镇平知县马翥、此次审案的知府王兆兰、马永修即行革职,发军台效力赎罪。河南巡抚李鹤年、河道总督梅启照即行革职。

据载,三法司会稿时,张佩纶时为都察院副都御使,阅书稿后,援笔增数语于尾:

长大吏草菅人命之风,其患尤浅,启疆臣藐视朝廷之渐,其患实深。京城叹为名言。一时封疆大吏,皆为之侧目。

王树文呼冤案终于告结。该案集中体现了晚清地方司法权膨胀的趋势下,中央与之博弈的真实状况。作为全国最高司法审判机关,刑部历来有“大部”之称,也代表了中央的权威。一个著名学者管同说到,咸丰同治以前,封疆大吏对中央颇为畏惧,就好像朝廷在咫尺身边一样,奉行政令凛凛然仍恐出差错。但咸同以后,这种情况发生根本改变,地方封疆大吏掌握了财权、兵权、司法权,外重内轻的局势已经形成,因而封疆大吏中除谨慎自修的,大多不把朝廷放在眼里。特别是地方通过咸丰初年取得了就地正法权,中央的司法权威已经下移。这就是本案中的河南巡抚李鹤年等人敢于与中央相抗的大背景。

王树文呼冤案发生后,封疆大吏为所欲为、草菅人命的弊端一时成为众矢之的,也集中放大了就地正法的弊端所在。正如有大臣提出的那样:天下之大,盗案之多,如王树文之冤者岂止一人,临行呼冤者有几人乎,即或有之,刑部能逐案提京而亲鞠乎?在此情况下,御史言官纷纷上奏,极言就地正法的弊端,提出将死刑判决权收回中央。我们查到了光绪皇帝的亲笔朱批,上面有两段话:

第一段朱批是:就地正法本朝廷不得已之举,该御史所奏自为慎重民命起见,著各省督抚即将盗案就地正法章程即行停止。随即,皇帝又加了一段朱批:此事屡经言官陈奏,刑部定议,何以各督抚总未遵行?今断自朕衷,将就地正法章程概行停止,著内外问刑衙门遵旨办理。

在该案中,我们不仅要为平反王树文呼冤案起到关键作用、甚至不惜舍弃乌纱帽乃至性命的邓州知州朱光第、开封知府唐咸仰、刑部员外郎赵舒翘等人,投以由衷的礼赞和敬仰,我们还要为小小百姓王树文而庆幸,但我们更要庆幸的是,通过本案,清廷将实行二十几年的就地正法章程废止,这使得更多的千千万万个王树文这类错案得以纠正。因为,比起通过某个个人的努力,总没有制度的保证更可靠,更有根本性、持久性。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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