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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昌:智由惑出,仁者必勇
——“2013年度十大法治人物”田文昌的律师之道
时间:2014-04-03 14:50:36    作者:李敏    来源:《中国审判》杂志社

在西方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教民在向牧师忏悔的时候,透露了一个秘密——他杀了人,并且已经有无辜者代他受过,这个无辜者几天后要被送上绞刑架。

让牧师备感矛盾和痛苦的是:将由他来倾听那位无辜者的临终忏悔。

要么背叛自己的职业和信仰,向当局揭发真正的罪犯;要么背叛眼前的现实正义,将无辜者送上绞刑架——牧师只能二选其一。

但是,如果选择前者,谁还会去找牧师忏悔自己的罪恶以获得内心的安宁?那或许将导致很多人赖以生存的精神世界彻底坍塌。而如果选择后者,良心的谴责将会使牧师痛不欲生。

牧师几经权衡,最后还是决定替杀人者隐瞒。但是,他该如何对待那位无辜者呢?

在无辜者临刑前,牧师附到他的耳边轻声说:“上帝知道你是清白的,你将升入天堂。”

最后,无辜者被送上了绞刑架,牧师似乎解开了自己的职业困惑,但不可避免的痛苦却仍然存在。又或者,牧师真的解开了自己的职业困惑吗……

和牧师相同,职责所在使得辩护律师不能成为当事人的揭发者和控诉者;但又和牧师不同,辩护律师需要参与审判,并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据理力争。于是,当世俗的道义看似不在被控诉人这边时,辩护律师陷入了比牧师更为尴尬的境地,因为辩护律师还可能受到来自世俗的严厉谴责。所以,有着30多年律师职业生涯的田文昌,曾因为替人辩护被誉为“中国第一刑事辩护律师”,却也曾因为替人辩护被骂为“中国第一腐败帮凶”。

2013年12月4日,田文昌被评为“2013年度十大法治人物”。他说,这项荣誉对他个人的意义是其次的,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将对整个律师职业的评价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将对律师的评价超脱于“好人”和“坏人”这两个朴素的概念,开始强调一个律师本来应有的作用,这是一种重要的思想引导,更是我国法治发展的一个新开端。

作为律师,田文昌可谓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然而这样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却对记者说:“其实,当年学法律的时候,我对法律没什么概念;而当年做律师的时候,我也不清楚律师到底是什么。”那么,田文昌现在对律师这个职业是怎么理解的?他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他对律师职业的未来有何期许?本刊记者于近期对田文昌进行了专访。

几经辗转 误入法途

1947年出生,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田文昌读高中二年级。因为替被打倒的同学鸣不平,田文昌在文革初期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后来又被打成“造反派”、“黑五类”。经历了最初的迷茫、狂热、消沉、苦闷后,田文昌开始逐渐地冷静下来,他要为自己的困惑寻找答案,而寻找答案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读书。他开始读马列、毛泽东著作,后来读作为“反面教材”的刘少奇等人的著作,再后来,他开始读历史、哲学、经济学等各类经典著作。尽管当时并没有找到答案,但这个寻找答案的过程却为田文昌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出乎意料的基础。

1968年,田文昌到农村插队落户,1971年被选调回城,因当时社会上极缺教师,田文昌同其他回城知情一起,无条件地服从分配到了师范学校,培训一年后做了并经过培训后成为一名中学老师。这是他当时最不情愿的职业。19765年,他好不容易离开了中学调入了工厂,因为个人原因,田文昌被调入了一个建筑公司当工人,却不曾想一场灾难从天而降——在一次挖防空洞的过程中,他伤到了腰。经过了两年的康复治疗,他才能重新站起来,也就在这时,全国开始恢复高考。因为身体原因,从省重点中学毕业的田文昌,只能眼睁睁看着身边的同学一个个通过高考迈进了大学。1978年,身体逐渐康复的田文昌再也按耐不住,然而已经错过了当年高考报名的机会时间。不过,天无绝人之路,他发现了另一条路——可以以同等学历的身份报名参加当年的硕士研究生考试。但是,到具体报名的时候他又发现了一个新问题,经济学、哲学等很多学科需要考高等数学,而他因为没有读过大学,自然对高等数学一窍不通。经过对需要考高等数学的专业一一排除,田文昌发现除了法学之外,通向其他专业的路都对他封闭了。眼看考期临近,田文昌对法律还几乎毫无概念,于是他又对法学的各个分支学科考试科目进行了仔细比对,发现法理学的考试内容和法律本身关系甚微比较抽象,特别是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的考题,基本都是要求写一篇或两篇马列原著的读后感。这个发现让田文昌的精神振奋了,没想到文革初期间那段苦阅读的经历会在这里派上用场,于是他报考了中国社科院法理学教授吴大英的硕士研究生。然而,这一次他还是名落孙山了。趁一次到北京出差的机会,他拜访了吴大英教授,吴大英教授在鼓励他的同时明确告诉田文昌,他只招收名牌大学毕业的考生,不招收同等学历的考生。同时,又鼓励他去报考其他院校并向他提出了一些建议。回家之后,田文昌开始准备第二年的硕士研究生考试,但没想到第二年全国只有西南政法大学招收法理学的硕士,且要求考生是学英语的,而田文昌是学俄语的。无奈之下,田文昌的视线开始转向考试内容和法理学有些类似也相对抽象的宪法学,并报考了吉林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光博的硕士研究生。然而,命运对田文昌开的玩笑似乎远远还没有结束。报名结束之前,田文昌的一个同学去长春出差。田文昌托他代自己拜访了张光博教授,并得知自己的条件并不符合张教授的招生条件,即使参加考试,被录取的可能也是微乎其微。这一下田文昌彻底懵了:“法理学不行,宪法学不行,北京不敢报……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说已经到了慌不择路的地步,最后选择报考了西北政法学院(现在的西北政法大学)刑法学的硕士研究生。”

报名结束,距离考试只剩一个月时间,田文昌借了几本刑法学的书在仓促中开始复习,但没想到这一年他竟然考上了。

“这一次还真是歪打正着,进入西北政法大学,我不但遇到了周柏森和解士彬这两位博学多才、心胸宽广的恩师,而且我还发现自己对刑法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之前所读的历史、哲学、经济学、社会学、马列等经典著作也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做学问的深度和广度在不自觉中得到了提升,看来蹉跎的15年也有它自身的价值。”田文昌对记者说。

游学三载  遍访名师  

1980年,田文昌进入西北政法学院攻读刑法学硕士学位。由于西北政法学院那时候刚复校 ,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没有教材,没有参考书,甚至连教师也是从头学起,教学、科研都处在摸索之中。就学习条件而言,作为西北政法大学的首届硕士研究生,田文昌经历了最艰苦的岁月,“然而,作为第一批硕士生,又是十分幸运的,因为是首批,人数又极少,我们真是享受了难得的VIP待遇。我们与导师的关系十分融洽而密切,在导师那里,我不仅学习知识,也学到了很多做人的准则。周柏森教授和解士彬教授是我的导师,虽然这两位恩师现在都已离开人世,但我永远都不能忘记他们的言传身教。”田文昌说。

周柏森教授和解士彬教授早年都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周柏森教授文革后曾做过“四人帮”的辩护律师。在读研的三年中,田文昌和他的同学对周柏森教授的求教不分时间,不拘方式,可以毫无顾忌地和他探索和争论任何问题,几乎已经超越了师生的界限。解士彬教授思路开阔,才华横溢,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因被打成右倾分子,而被贬到中学教书,直至西北政法学院复校时才进校执教。让田文昌终身难忘的是他的毕业论文初稿经解士彬教授修改后,几乎通篇都变成了红色,而在最后完稿之前,解教授竟然在他的寝室里陪他彻夜修改,直到完成。除此之外,解士彬教授外语好,精力充沛,因相对年轻一些,与学生更是完全打成一片。

然而,让田文昌更加感佩的还在于这两位导师的胸怀。在复校初期,因资料匮乏,两位导师担心自己的资讯有限,观点偏颇,便鼓励田文昌并分别多次修书介绍他到全国各地去请教名师。在两位导师的鼓励和支持下,田文昌用三年读研时间几乎访遍了国内刑法学界所有名师,而这段游学经历不但使他能够博采众长,增加了学识,还使得他在人格完善之路上走得更远——高铭暄、马克昌、王作富、曹子丹等老一辈刑法学家,无论是在治学态度还是人格魅力上,都让他折服不已,并被他引为终生学习的榜样。

田文昌硕士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刑法目的论》,当时关于这方面的参考书几乎没有。田文昌还清楚地记得,他就此请教高铭暄教授的时候,正逢高教授腰间盘突出犯病,但他愣是躺在床上跟田文昌谈了几个小时,期间田文昌因为过意不去,几次要告辞走都被高铭喧教授阻止留住了。谈到最后,高铭暄教授指着书架让田文昌去找苏联的两本俄文的专著参考书。正是靠这两本参考书,田文昌完成了毕业论文。,但因为论文中的观点在当时看有点激进,差点不能通过答辩,高铭喧教授得知后又亲自给他写了高度肯定的评价助他通过。“相比之下,王作富教授就像一个朴实敦厚的老农民,他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我讲各种问题。马克昌教授的朴实和王作富教授一样,三年里我曾数次拜访过马教授在武汉大学的宿舍。后来,马克昌教授看到我的毕业论文里转引的一句马克思的话,觉得可能有问题,竟然找了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列著作编译部的人帮我核对,果然找出了其中的错误,并严肃地嘱咐我,一定要原引,不能转引。”田文昌说。

1983年,田文昌从西北政法学院硕士毕业到北京政法学院(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 )任教。田文昌在任教期间和学生的关系一直非常融洽,学生既喜欢他,也敬重他,每到他的课,课堂上总是座无虚席,这和他受教的各位名家教授的潜移默化不无关系,而这种风格和态度也逐渐成为他性格和品德的一部分,即使在他已远离学校多年后的今天,从他创办的京都律所里仍然能够感受到这些。 

“我是2002年来京都律所工作的,京都律所里的100多名员工,他全都熟悉,平时他也经常和我们开玩笑,但我们都尊称他为‘田老师’,因为他不但从技巧上给我们传授经验,更重要的是他还教会我们要跳出律师职业的视野局限,从更多的角度和更高的层面去考虑问题。比如,如果我们为被告人辩护,他会提醒我们从法官、检察官或者第三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这样再发表意见的时候就会比较到位、中肯,既不会不足,也不会过激。他说,做律师,从近处看是为当事人服务的,从长远看,是在为社会的进步,为法治建设作贡献。输赢只是律师做案子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让客户、对方当事人、法官知道律师是按照诚实信用的原则,按照法律,全力以赴在办案子,尽管结果我们不能把握,但是我们一定会将过程做好。田老师的法学理论功底深厚,可以把实践和理论进行完美的结合,称呼他‘田老师’,都是因为我们发自内心将他当作老师。”京都律所的业务主管管理合伙人之一袁长夫律师说。 

扶危救难  施洋情怀  

在中国北京政法大学学院任教的田文昌从1985年开始做兼职律师,但因为从1986年开始担任法律系副主任的原因,他实际上基本没有多余的时间接案子,对律师这个职业也没有太多什么了解。1990年,他辞去了系主任的职务,也正是这一年他无意中见到了从大邱庄逃出来的被害人刘玉田的儿子刘金会惠,并开始了自己律师生涯的重要转折。

 “刘金会惠找到我,并和我聊整个事件的详细过程,聊事件是怎么引起的,聊以禹作敏为首的那帮人是怎么把他父亲活活打死,又怎么把他哥哥以及全家都关起来,连孩子也不放过,聊他怎么被关了好几个月,又是怎么跑出来的,整个过程非常恐怖。当时我听着听着就忍不住了,几乎是拍案而起。”田文昌这样说起当时接受刘金会惠委托时的情形。

田文昌接下了这个案子,但是他没想到这个案子一办就是3年,而且其中的凶险当时也没有能够充分估计到。就在田文昌搜集禹作敏各种违法犯罪证据和材料,并向各级公检法机关和人大递送的同时,禹作敏也在向中央以及各级机关发材料,并给田文昌扣上了“否定中国农村的改革”、“否定改革”的大帽子。不但如此,禹作敏当时还派出40多辆车,100多号人来北京抓刘金会惠,并宣称死的活的都要,只要带回去就行。不得已,田文昌又安排刘金会惠又逃到了哈尔滨,田文昌请自己的一个学生在暗中照顾他,并继续帮他整理搜集材料。到1993年的时候,形势更加凶险,天津市公安局、检察院的同志都一再开始提醒田文昌一定要注意安全,到天津首先要到公安局、检察院来,不能单独行动,否则难以保证他的安全。就在这时候,禹作敏又弄出了一条人命案,终于,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到了。随后,禹作敏被逮捕,最终因非法拘禁、非法管制等五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因为一举扳倒曾经不可一世的禹作敏,田文昌声名大噪,成为当年盛极一时的新闻人物。更为巧合的是,田文昌代理的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河北省企业家商禄与黑龙江省企业家朱佩金无罪辩护案、81名乘客诉西北航空公司误机索赔集团诉讼案,在1993年、1994年左右先后都进行了宣判,并以田文昌胜诉告终有了结果。

“说实话,包括禹作敏的案子在内,这4件案子我都办了两三年,但它们却几乎都在1993年到1994年左右这段时间里出结果了,一时间,全国媒体铺天盖地都是关于我的报道,我被捧上了天。”田文昌说。

因为这几件案子的成功代理,田文昌被人们誉为“中国第一刑事辩护律师”,并被视为正义的化身。1995年,田文昌从政法大学辞职出来创办律师事务所,有位老教授甚至直接建议他将律所命名为“施洋律所”。

“我们这一辈人以及我们上一辈人那时候对律师的印象,只有施洋大律师,那绝对是正义的化身。”田文昌说。

天使魔鬼  律师何从

随着田文昌作为辩护律师的名气与日俱增,慕名而来找他辩护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就包括刘涌和杨斌的家人刘涌、杨斌的案子和一些官员犯罪的案子。

“其实,‘刘涌案’和‘杨斌案’我起初都没有接,后来刘涌的家人找到了我西北政法大学的校友,我才接下来,杨斌的家人则前后找了我半年,我也才勉强接下来。就像自己曾经遭窃会痛恨盗贼一样,从朴素的感情出发,我也痛恨贪官,”田文昌说,“然而,我却因为代理这两起案件,又被媒体踩下了地,有人甚至把我骂成是‘中国第一腐败帮凶’。”

一个好的律师,是否意味着他必须拒绝为“坏人”辩护,而只能接受“好人”的委托?但如果没有充分的辩护,如何去证明一个人是“坏人”,而不是“好人”?即使一个人已经被证明是“坏人”,是不是所有的“坏人”都该死?还是应该“罚当其罪”?但如果没有充分的辩护,又如何保证“坏人”能够被“罚当其罪”?面对一个甚至自己都痛恨的“坏人”,面对社会道德和职业伦理的激烈冲突,辩护律师应如何处理自己朴素的情感和职业的理智……在代理正反案件的过程中,在“被捧上天,又被踩下地”的冰火两重天中,田文昌被迫对这些问题,对律师的职责定位重新进行了痛苦而深入的思考。他说:“我非常希望把律师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说清楚,让人们来了解和客观地评论律师,这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是有意义的。因为,任何对律师的偏见、歧视,对律师作用的削弱和限制,以及律师自身将职业道德无条件屈从于社会道德,从根本上讲伤害的都是辩护制度,伤害的是国家的法治建设。” 

“一个无罪的人,通过律师的辩护,可以重获清白;一个罪轻的人,通过律师的辩护,可以免受重罚;一个真正犯有重罪的人,在律师辩护后,仍被处以重刑,也可以通过程序正义彰显出法律的公正性。

无罪的被告人,经过律师充分辩护,可以被免除怀疑,获得清白;犯轻罪的被告人,经过律师充分辩护,可以避免受到重罚;而一个罪大恶极的被告人,经过律师的有力辩护后仍被证明为罪大恶极,则可以向社会公众证明判决是公正的,司法是公正的——这才是律师以及律师制度的完整价值所在。律师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律师既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而是通过参与司法活动的整体过程去追求并体现正义。”这是田文昌最想在“2013年十大法治人物”颁奖晚会上对全国的观众说,但是没有来得及说的话。

“在律师的工作中,我始终把他看作一位有理想型的律师。在办案过程中他不仅仅只是为当事人提供应有的法律服务,而是抱着强烈的匡复法律尊严和神圣的信念和勇气。”江平教授曾这样评价田文昌。

采访临近结束,田文昌说,他在有生之年特别想办一所专门的律师学院校,但因为资金问题可能很难实现。近几年他一直致力于京都律师事务所向团队化、规范化综合化、专业化转型。,为此,他还打破了常规,引进了非执业律师的专门管理人才——管理合伙人王卿云(类似公司的CEO)主管律所的专业管理和品牌转型,而这必将为中国律所的转型和发展创立一个新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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