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启锋、郑乐芬等人被抓，喧嚣一时的“抬会”开始在乐清停摆。
但“抬会”清理工作对当时的工作人员来讲，有三“难”：一是定罪难。如何给这些被抓的大会主定罪？究竟是投机倒把罪还是诈骗罪？当时的法律对这种新型的经济犯罪尚无明文规定，存在争议。二是定性难。究竟要不要打击？“抬会”是新生事物，合法还是非法，当时外界有不同声音。因为温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小型企业发展需要资金，所以温州也有个别领导认为，“温州地区民间‘互助会’源远流长，国家银行资金不足，民间金融来补充是一种大胆探索”等。三是量大面广，各种账错综复杂，有的既是债主又是债权人，众多的债务纠纷纠缠在一起，形成无头无尾的“债务链”。
后来，时任乐清县县委副书记的张金宣也拿不定主意。于是，他带着乐清公、检、法、司四个部门负责人，专程来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得到的答复是：按诈骗罪处理。
之后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位副检察长来温州视察，乐清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向他汇报此案。介绍了40多分钟，副检察长没听懂，反问：“是什么‘会’？是不是像旧社会青红帮、小刀会这类组织？”
就是这样一种新型经济犯罪，在当时的法律界引起了争议，一种意见主张定诈骗罪，另一种意见则主张定投机倒把罪。
法庭最后采纳了后一种主张。因为在“抬会”的经营过程中，会主与会员之间都订有合约，双方对于“抬会”的经营方式也都是明知和认同的。会款的收付、清点和记账，均按约定的时间和数额办理。而且，至“抬会”被取缔之前，许多合约正在履行，部分会主和会员因为履行合约已经得利。“抬会”所侵犯的是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尤其很多会主在明知其活动属于非法的情况下，继续扩大“抬会”规模，以高利率争夺民间资金，数额特别巨大，冲击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
对于李启锋案，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从“抬会”的形成、发展及其形式来看，被告人李启锋主观上以非法获取利润为目的，通过“抬会”形式获取暴利，如1.16万元的“抬会”，抬到第100个月，“会主”可净得会款16.76万元，会员也可得到9万余元。
1989年1月21日，温州中院判决认定被告人李启锋以获取非法利润为目的，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利用“抬会”形式，非法从事金融投机活动，破坏国家金融管理，其行为构成投机倒把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应予严惩。
最终，两名会主被执行死刑，一个是郑乐芬，另一个是李启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