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基因编辑立法 “魔鬼”与“天使”的较量

人类终于开始改造自身了。2018年11月26日，时任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的贺建奎对媒体公布，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一对基因编辑婴儿露露和娜娜诞生，引起各方震动。

基因编辑，这本是一个专业的医疗和科研术语。其之所以引发了各群体的爆发性关注，背后的原因或许是，这一问题所反映的技术进步与潜在的可能后果，击穿了公众的认知底线，与人们朴素的伦理感相悖。

当某项技术发展到需要讨论如何进行法律监管的时候，通常意味着这些技术已经无法阻挡。

人类基因编辑，顾名思义，是一种能够对人类的特定基因片段进行删减、添加、修改等“编辑”的技术。据贺建奎介绍，他的团队采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把Cas9蛋白和特定的引导序列注射到还处于单细胞状态的受精卵里。

基因编辑技术是科学和技术发展的产物，是现代生物技术发展的尖端成果之一。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低成本基因编辑技术（如贺建奎团队所采用的CRISPR/Cas9技术）的扩散，将基因编辑技术运用于临床试验已经不再是幻想，而是一个触手可及的未来。

第一个用于人体胚胎的基因编辑实验申请是在英国提出的。2017年，欧盟修订临床试验监管条例，禁止可能导致试验体种系基因特征发生变化的基因疗法的临床试验。

基因编辑技术在外延上并不容易界定，其与很多已经大规模运用于临床试验和常规医学治疗的辅助生殖、疾病治疗与预防技术等，具有很多相似性和延续性。

基因编辑或许能推动重大科学进步，但也可能带来难以估计的负面影响，给各国的监管立法乃至社会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

比较来看，对基因编辑的监管模式大致可以分为“禁止”“允许”和介于两者之间的“有限度允许”。

禁止性立法不仅对基因技术的下游运用进行限制，而且还对基因技术的上游研发施加限制。严格的禁止性立法，例如德国和加拿大，通常不考虑基因技术的研究目的，而一体适用严格的禁止政策，无论是人体胚胎基因编辑，还是胚胎基因测试、体细胞核移植技术等。

禁止性立法的一大困境是立法目的的落空。首先，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很快超出了原有立法的限制范围。例如，在胚胎试验方面，比利时的立法通常允许医疗上有益于胚胎的，或是保存胚胎生命所必需的，或是辅助受孕的基因干预。这些措辞模糊的例外，随着技术的成熟、完善和临床上的广泛使用，很快使得立法限制名存实亡。其次，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立法规制的模糊与滞后，都为规制基因编辑技术带来了法律上的不确定性。

当然，也有国家对基因编辑技术采取允许的政策态度，其理念基础则是科学进步有利于全人类。在这种政策模式下，基因编辑试验通常在个案审批的基础上开展，例如英国。此时，对相关技术的监管有赖于审批部门的批准和监控。因此，一个潜在的风险是试验申请的任意性、审批标准的不一致性和政府监管的缺位。如果政府没有统一的监管标准而有赖于行业守则与规范的话，此类行业规范则可能被商业团体俘获，进而采取一种有利于商业化的监管模式，例如墨西哥和美国。

然而，更常见的基因编辑规制是居于允许和禁止之间的。作为一种技术或干预手段，基因编辑本身并不违法，通常允许将基因技术运用于胚胎和干细胞，但要受制于政府的密切监管。然而，这一技术在下游特定环节的运用是不被允许的，例如将改变基因种系的胚胎或可生殖细胞植入人体受孕。换言之，生殖目的的基因编辑技术是违法的，但是基因编辑技术的科学研究活动是被允许的。

科研工作者认为基因编辑作为一项技术本身是中立的，这是科研自由理念在技术研发领域的自然推论。然而，这不是技术应用领域的必然推论。

换言之，在法律监管和社会治理领域，技术进步从来都不是中立的。这意味着，无论选择支持还是否认某项技术，都是有成本的，并不存在对谁而言都是最好的方案，差别在于不同方案的价值排序。基因编辑技术不仅仅涉及单纯的技术进步，还涉及如何调整和规制相关的生命健康、经济发展、社会规范、价值伦理等监管难题。

如果彻底放开基因编辑技术，哪些群体将受益？在可预见的未来里，基因编辑技术有利于治疗某些疑难杂症。患有这些疾病的人及潜在患病者自然是基因编辑技术的受益者，也自然是禁止基因编辑政策的受害者。

如果基因编辑技术成熟到可以改变人的某些体征、基因特征甚至重要的生命指标，例如，显著地延长人类个体的预期寿命，此时的受益者又是哪些？自然是能够承担基因编辑经济成本并且愿意进行基因编辑的群体。换言之，此时，基因编辑会进一步强化社会分化，导致能够且愿意进行基因编辑的群体改善个体生命预期，并且致使一系列资源的再分配。

如果基因编辑技术能够实现安全的疾病治疗并延长人类寿命，那么，禁止基因编辑技术的立法或许可以阻止一部分潜在受益群体，但显然无法阻止或威慑穷途末路的病人或富可敌国的巨擘。一旦有人非法接受了基因编辑，此时，法律应当如何对待这些基因经过编辑的群体？永久监视？禁止婚配生育？抑或是被“依法依规处理”？如果对非法接受基因编辑的行为不加以处理，禁止基因编辑的法律岂非白纸一张？但如果对非法接受基因编辑的行为进行上述任何一种处理，是否会损害一些更为重要的、不应予以限制的权益？

笔者不免担忧，这些种种因素是否会动摇整个人类社会的理念、价值和权利基础？

无论是禁止还是允许基因编辑技术，政府都需要进行一定的监督。如果禁止基因编辑，政府监控的难点在于如何监督、阻止和惩罚那些不惜一搏的病人和富可敌国的巨擘；如果不禁止或有限允许基因编辑，政府监控的对象则是那些滥用基因编辑技术的群体。目前，无论是禁止，还是允许，绝大部分国家可能不具有完备的监督能力。

当前主流的三种监管模式都面临一个问题，即基因编辑技术的临床应用与科学实验区分模糊。例如，禁止利用基因编辑技术辅助怀孕的临床实验，是否同时也禁止了相关的科学研究。这种法律的不确定性在法国、以色列、南非和英国等多国立法中均存在。

模糊、生涩的专业术语可能导致原始立法目的的落空。例如，法国立法增设了一项罪名—反人类种族罪。即任何人不得侵犯人类种族的完整性，禁止任何重组选择过程的优生行为。但是法国立法没有明确何种行为是优生行为，何种行为是被允许的符合人类学特征的选择行为。术语造成的监管“门槛”不仅在于其内涵的模糊性，还有外延的潜在重叠性。例如，人类胚胎与可生殖细胞的区别在哪里？有些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以特定时间点作为认定人类胚胎的标准，而有些国家如比利时、日本、德国、荷兰，则以特定能力作为认定标准。

如何看待以及应当如何规制基因编辑技术，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价值理念问题，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具有无限可能的科学与技术进步。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基因编辑技术的功能是明显的，甚至是无法阻挡的。但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当如此急切地改造自身吗？特别是如此显著地改变自身，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把“自己”变成“他人”，从“人类”变成某种意义上的“非人类”？

对价值问题的判断，取决于每一个个体所组成的社会整体判断。基因编辑技术可能引发的是一个系统性的生物学和社会治理问题。从国家整体乃至全人类的进化和发展角度来思考，哪些因素是影响基因编辑规制立法的关键点？如何处理基因编辑技术对社会分化和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这些问题都不是处在特定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健康状况或基因特征的个人所能决定的。

从积极角度来看，公众对基因编辑技术的欢欣或担忧、支持或反对，都可能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渐发生变化。归根结底，这些尚有待于时间的进一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