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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们审过的大要案】“见义”还要不要“勇为”?法官说“要”!
时间:2019-02-21 16:37:10    作者:浙江天平    来源:浙江天平

2月17日,福建福州一小伙赵宇发出求救微博,称自己因阻止女邻居被施暴,与施暴者产生肢体冲突,最后却因涉嫌“故意伤害”被刑拘13天。微博发出后引发网友关注。


今天凌晨,@福州公安发布警情通报称:晋安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赵宇行为属正当防卫,不作起诉。


网友评论

……


网友的评论直击灵魂深处

也有人说见义勇为发生伤害的案件纠纷

是我们对见义勇为者

缺少相应权利救济和实体程序的保护体现


那么公平正义到底在哪里?

见义勇为者的权益能受到司法的保护吗?



我们的答案是

对于见义勇为者权益的保护

早在2018年,我们就有实践

👇👇👇👇


第五案

“见义勇为受补偿”案


作者:陶振明

象山县人民法院

关于牺牲、奉献、见义勇为的故事,中国人从小就从课文和戏文里见之知之,并受其教育颇深。这种大义之举是应该予以学习铭记、广为传扬的。然而,因舍己救人而遇害,其亲属将受益人诉至法院,自我从事审判工作以来,此为首次,大概也是全国范围内鲜见的案件,伏案沉思,不禁思绪万千。



205天,随时间而来的怨怼

事件发生在2016年12月12日晚上9时许,石浦渔村铜钿礁码头的一处海域,本案原告黎某的儿子沈某(遇害的见义勇为者),在本案被告吴某的请求下,驾驶小船将吴某从渔港中停泊的渔船上接回码头。在沈某驾驶小船缓缓靠近渔船船尾时,吴某不慎从船尾处掉入海中,沈某见状立即跳入海中相救,用手拉住吴某在海上漂浮。附近渔船上的船工听见吴某的呼救后立即前来施救,并将吴某救起,但沈某却不知所踪。报警后,边防、渔政、公安等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展开搜救,终不见沈某的踪迹。

当晚11时许,黎某在睡梦中被一通电话惊醒,连夜起身赶往案发地,那个冬夜对她而言是如此漫长,码头上的海风也尤其凛冽。


天亮了,搜救队始终没有找到沈某。得知结果后,黎某感受到铺天盖地的黑暗与直透心肺的寒冷。


2017年2月9日,象山县石浦边防所出具沈某失踪证明。同年4月20日,石浦派出所出具原告之子死亡户籍注销证明。


2017年5月22日,经石浦镇政府举荐,沈某跳海救人之举被象山县公安局认定为见义勇为行为。


儿子跳海救人被评为了见义勇为行为,如果说这份荣誉是一枚勋章,或多或少安抚了黎某的丧子之痛的话,那么受益人吴某的回应则让这枚勋章长出了“棱角”,把黎某的心硌得生疼。

吴某被救起后,因呛水着凉等原因休养了一段时间,然而惹人非议的是,吴某对同住一个小渔村的黎某从未予以问候、安慰,也并没有表达过感激之情。


一面是老年丧子之痛,一面是受益人的“不领情”,黎某的悲伤抑郁丝毫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减轻,2016年12月12日,隐而未见的那个冬夜像一张大网,铺向无边,死死地网住了她。


终于,在2017年7月10日,案发的205天后,黎某以见义勇为受害人的亲属为名提起诉讼,要求受益人吴某作出相应补偿。


近年来,社会上见义勇为的事迹不少,但是见义勇为者为了救人付出生命,其家属要求受益人作出补偿,我倒未曾见过,此案在象山县尚属首例。以往,大多是政府予以表彰,相关部门予以物质奖励等。寻找相关法律,好在《民法总则》中有明确的规定,应当予以补偿。但是如何补偿,没有参考案例,法律仅给出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根据受益人的经济状况而定。吴某的经济状况如何,这是审理查明后才能知晓。


104分钟,随庭审而来的爆发

收到法院的送达材料后,吴某一方给出答辩意见:沈某与吴某之间系运输合同关系,沈某有安全保障义务,且载明沈某违反安全常识,接送乘客不规范,未穿救生衣,无驾驶资格等;吴某系被附近船舶的船员所救,沈某的救助无果,不存在吴某是受益者,吴某无力进行人道主义补偿,并保留向船舶所有人及沈某的遗产继承人主张赔偿的权利。


这一份冷漠且带有指责之意的辩词,让我倒吸一口凉气,黎某一方对此亦反应颇大。看来,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极可能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存在有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2017年8月1日上午,第一次庭审在象山法院九号法庭进行,现场坐满了当事人双方亲朋,黎某委托律师及女婿出庭,吴某则由律师出庭。

法庭调查开始前,虽心中暗道不可能,但为了缓和此前答辩状期间的针锋相对,我依然询问双方能否尝试调解,且进行了一番劝说,但吴某代理人并不同意,就此作罢。


进入法庭调查,吴某代理人的一番答辩意见讲得慷慨激昂,坐在原告席上黎某的女婿似是忍无可忍,站起来指责其没有良心道德,被当庭制止。


吴某代理人是一位20出头的年轻律师,为保证庭审秩序,我提醒她应该注意用词和语气。


庭审按序进行,双方进行举证、质证,基本事实均能得到一致意见。


随后的辩论阶段,吴某代理人依然坚持本案属于运输合同,沈某没有尽到安全义务,又是无证驾驶,救人是为了减轻自身责任,并称要追究沈某的小船所有人的责任,沈某在救援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吴某既不是受益人,也无能力补偿等等。


最后的陈述可想而知,双方意见分歧较大,我再次尝试着做调解工作。但黎某一方显然已经受够了吴某代理人的强硬态度,坚决表示拒绝调解。


先前的沉寂,尽在此刻爆发出来,齐齐上前指责吴某代理人在庭审中的不当言语。无奈,调解无法进行,只能将双方劝离现场。


庭毕回到办公室,还在想着刚才庭审的情景,办公室电话突然响起,接起电话竟是吴某代理人,说她在楼下大院里被原告亲属围住,并遭到指责威胁,请求解围。我立马叫上法警,去到现场后做了好一番思想工作,原告亲属才忿忿不平地离开,吴某代理人得以脱身。


2017年11月17日,象山县政府发文对沈某见义勇为的行为进行了表彰,沈某获“2017年度象山县见义勇为个人”记三等功。


26万,随判决而来的慰藉

那个冬夜,无论是对于黎某还是吴某,想必都将终生难忘。


那么对于我呢?只是审判生涯中一个较为特殊的案子吗?


我曾在石浦工作十余年,在写本案判决书时,我脑海里时常浮现石浦渔港的冬夜场景,想象着沈某和吴某在海中挣扎、沈某被海水吞噬的绝望、黎某在码头上等待的焦灼……故也屡屡停笔,陷入沉思。


见义勇为在于实施该行为的过程,而不苛求于最终的结果,因此沈某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当是肯定的。


虽然吴某之后被他人救起,但若没有沈某先前的救助行为,或许早已沉没入海,故沈某的行为对吴某是有益的,即吴某是受益人。基于吴某是受益人,在没有加害人或侵害人的情况下,说沈某救助无果是不能成立的。另外,本案中的运输合同是否成立,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


那么,沈某有无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呢?因为吴某不是从沈某的小船中掉入海里,故即使有运输合同关系,沈某也没有安全义务,更遑论沈某存在违反安全常识。这些与沈某救人并无关联,因此,沈某救人不是其法定义务,系其自愿之下的正义之举。


虽说法律规定了受益人对受害人的补偿,但是“适当予以补偿”,这是一个难题。


何谓“适当”?这给了法官一个自由裁量的权利。


补偿责任不等同于赔偿责任,赔偿责任可按侵权责任等予以确定,且有具体的项目和标准,而补偿责任当考虑双方的利益平衡,基于伦理和道德的考量,不能产生新的不平衡。因此,应考虑受益人的承受范围。


吴某的生命得到了保障,其生命无价;而沈某不幸遇难,按照侵权理论倒也可以计算,故对于受害人就按人身损害赔偿得出一个参考数据。此外,尚要考虑受益人是否有过错。本案中吴某未尽到注意安全义务,其不慎落水,自身存在较大的过错责任。


经查明,吴某夫妻占有一渔船的股份49%,并购置有一套商品房,扣除按揭贷款因素,综合上述财产的价值,遂作出补偿额为25万元。


在经过反复考量后,我在判决书的判决事项特加上“救助而亡”,旨在突出见义勇为行为的正义性,也体现为何要补偿的合法理由。而判决中补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一项,则是考虑到人身损害中存有该项,本案或能适用。赔偿与补偿毕竟是二个不同的法律关系,黎某的精神是否受到伤害,答案是肯定的,甚至可以说是二次伤害。儿子因救人献出生命,其老年丧子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之后吴某的举动,则是一个新伤害。因此,我认为黎某的精神损害既存在,理应需要抚慰,对此予以补偿1万元。此项判决可以说较为创新,法律并没有规定精神损害不可以补偿,因为此前也从未有过精神损害抚慰的补偿单独判决,但我认为这是符合社会民意,符合我国道德和法律的精神,也能更好体现法律对受害人的慰藉。

2018年1月30日一审判决后,黎某认为补偿不够高,应当按人身损害赔偿的50%计算补偿,故提起上诉。而吴某则坚持答辩意见,称补偿过高,自身无经济能力履行而提起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审理后,驳回了黎某、吴某的上诉,维持原判。


48天,随执行而来的温情

无论是在课本还是话本里,见义勇为的结局无非是施救成功或搭救失败,而故事也往往于此处戛然而止。逝者已去,生者哀涕,对于黎某一家而言,这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场刻骨铭心的事故。


在判决生效后,吴某没有如期履行应尽义务,2018年6月,黎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官黄欢在多方考量下,舍弃了拍卖房产的传统方法,创新性地运用银行增贷的方式,对吴某家庭的未来收入进行预期评估,再让吴某向其贷款银行提出增加授信额度的申请,在48天内将26万补偿款送到了黎某手中。


本案在经过诸多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媒体写到“让英雄流血不流泪”,诚然,见义勇为本身弘扬的便是此种行为,其行为本身亦是为他人提供安全保障的精神所在,此为本判决的初心,也是法律对于见义勇为者的保护。

而让见义勇为者的权益落地有声,也让“九死一生”的受益人吴某不陷入更深的困境,有勇气继续面对生活,则是本案执行带来的另一份司法温情了。




浙江天平  原创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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