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 | 注册 | 在线投稿 | 加入收藏 | 设为首页
2021-10-25
星期一

《中国审判》2016.14 144 出版日期:2016-07-20

3 上一篇    放大 缩小 默认
从法院文化建设到法院多元文化实践

文 国家法官学院教授 吕芳

   法院文化是老话题,常提自然会常新。尽管对于文化的概念迄今为止在理论上并没有完全的共识,然而近20年的当代中国法院文化建设,仍然为我们积累了可观而且客观的法院文化资源。这种文化资源的重要性,也许达不到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谓的“文化权力”高度,不过从法院自我意识角度来看,法院文化建设话语体系所涵盖的对物质与精神、制度与行为的追求,不过是法院之所以成为法院的另一种表达。放诸中国目前所处的法治阶段,法院如何表达自身,远未固定成型。或者说,共识性的逻辑与规则,仍在发展中。从致力于法院文化建设,到视角更为宽容的多元文化实践,是笔者对当下阶段法院文化的观察结论。

   当代中国法院文化建设的历程和道路,提示我们,法院文化建设目前为止是一种法院系统内的“局内人”对文化的解释,因而具有相对性。尽管局内人对于自己系统文化的解释优于所有其他人的解释,可是如果我们意欲将法院文化建构成为社会不同主体共同认同的“普遍性文化现象”,我们在致力于建构自身价值体系和权威的过程中,也必须同时考量与社会中大量不同的、经常不一致的多元化价值体系的协调和联系问题。

一、法院文化建设

   对我国当代法院文化建设的历史发展轨迹梳理后,笔者将法院文化建设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法院文化建设初起。大致的时间是1996-2001年,是地方法院开始零星探索法院文化建设的开端时期。当时地方法院中的一些研究法院文化建设的文章开始出现在《人民法院报》以及其他刊物上。笔者检索到最早提出“法院文化”概念的是1996年《山东审判》刊载的一篇《建设法院文化 塑造法院形象》。同样是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拉开了以“审判方式改革”为重点的司法改革序幕。这种契合性,说明法院文化建设的最初动因是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以适应司法改革的洪流。因此,法院文化建设是法院队伍建设的文化思考转型。

   第二阶段:法院文化建设勃兴。大致的时间段是2002-2005年,这一时期的重要背景是2002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生效实施。200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全国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总体目标。会后下发了《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随着司法现代化、法官职业化的提出和推进,以文化建设提高法院群体素质、促进公正与效率的实现,逐渐成为许多法院的共识。”这一时期不同地方法院形成了自己对法院文化建设的初步观点,并进行了实践。如河南巩义法院提出“审判文化”、北京一中院提出“法官文化”、山东法院提出“法院文化”,还有一些提法如“诉讼文化”等,说明在法院文化建设伊始,不同地方法院有不同的理解,也希望找到有地方性的文化建设路径。

   第三阶段: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推动法院文化建设。时间是2005-2008年。2005年7月21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人民法院出版社《关于提高法院文化品位、推进法院文化建设的报告》上作出批示,法院文化建设是“作为文明审判、文明执行、文明接待、文明用语的外在和内在表现。各地法院在重视思想建设、业务建设、组织建设的同时,应当重视文化场所的建设,⋯⋯要把加强文化建设提上议事日程”。“通过对基层法院的了解,把加强法院文化建设作为提高法官职业化水平的重要措施是正确的。”这是以肖扬为代表的最高人民法院首次明确对之前各地法院文化建设的肯定,由此拉开了最高人民法院为主导的全国法院文化规范化建设。笔者所谓的“规范化”,是指最高人民法院以工作会议、文件等形式,明确要求地方法院:第一,加强图书馆(室)等文化设施的建设;第二,法院建筑物要有法律文化的内涵;第三,争当法院文化建设先进单位。2006年始,最高人民法院开始表彰“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先进单位”。最高人民法院在此期间对法院文化建设大力推动,尽管对物质文化建设有明确要求,但对于建设什么样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并没有表达强制的态度,即使在全国表彰法院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在笔者看来,不过是将全国法院文化建设的经验集中起来进行探讨,以推荐先进单位的形式提供法院文化建设实践模式,并没有强力在全国法院推行某种主流法院文化模式,也没有试图建立文化权威。与此对应的是,地方法院院长选择在本法院实践法院文化之初,基本上都有着比较清晰的管理需要,即以法院文化作为可以建设的理性工具。这种工具理性突出表现为不同法院之间在文化建设的相互模仿上。当一些首先进行法院文化实践的法院在法院文化的建设上取得一些成果,并将其通过发表文章、召开研讨会等方式向外部传播时,其他法院就会同样出于管理的需要而去采纳这些法院所宣称的一些模式,而没有真正去思考这种行为模式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

   第四阶段:法院文化建设的新高潮。时间是2008-2012年。之所以将此阶段定义为“新高潮”,是最高人民法院在价值与理论层面对法院文化建设的强力推动。首先是理念不断更迭,如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三个至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司法核心价值观、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等精神文化层面的学习要求。其次,致力于法院文化概念化。2012年《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了法院文化的概念。第三,明确要求地方法院统一认识与行动。该阶段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概念表达,以司法核心价值观作为法院文化的精髓,由政治部门牵头,以考评作为强制性手段,从而在全国法院掀起了法院文化建设新高潮。由此也出现了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重大审判理论课题“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研究”课题组所总结的三种对比型法院文化建设的典型模式:行政设计模式与法官养成模式、理论引导模式与实践探索模式、分期推进模式与集中建设模式。课题组认为,先进的建设模式应该是:法官养成型+分期推进型+理论引导型。这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创新性。

   综观当代中国法院文化建设的历程,笔者认为,2014年之前法院文化建设是一种内生性的文化组织系统建构。线路是:从地方法院的知识积累,到最高人民法院占据话语权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显性的建设成果是器物文化,或者说物质文化,隐性的成果则是组织治理技术的发展,这种治理技术,使得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又是治理的工具。就对象而言,法院文化旨在建构法院的精神、信仰、司法礼仪和行为方式和制度;就工具而言,法院文化成为对精神、信仰、司法礼仪和司法行为、制度领域的管理手段和调节手段。因此,之前的法院文化建设所累积的文化资源,更多是将法院文化建设作为一种策略性的政治资源,也收获了“法院管理文化”(“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研究”课题组的定义)这一文化成果。这种管理文化,是以“忠诚”“效率”为核心价值观的。

   上述法院的管理文化建设与英美国家近年来对法院文化的关注与理解基本类似。如2009年10月1日正式成立的英国最高法院,其成立后不久首先确立了2010-2012年的“平等和多样化”文化战略。所谓的战略,就是英国最高法院管理价值与理念的宣称,是英国最高法院对自己法院管理的一种文化定位,“平等与多样化原则应当体现在我们工作的所有方面:无论是我们与同事互动,还是在和法院当事人以及公众的互动中,我们领导和管理职员,设计和传递我们的服务和政策时都会贯彻这两项原则。”又如,美国法院文化有一段时间在一些法院兴起,催生了一种“法院文化评价机制”,主要是针对法院的领导者(包括首席法官以及行政主管)对法院的管理进行评估,使得法院的领导者可以把法院的文化结合到自己的管理中。这种机制主要收集和评判法院的雇员以及法官对于法院文化的观点,从而使法院的领导者知悉现存的和为人们所喜爱的法院文化是什么。从这个角度而言,法院文化是以管理为目的从而形成新的凝聚力量。在笔者看来,英美国家对法院管理文化的热衷,是为了应对普通法传统中法官自治权力过大导致的影响司法公正的后遗症,如拖延、审判效率低下,甚至个别法官的司法不端行为等。

0.29.jpg

邹碧华家中书房全景

   反观中国司法现状,若干年的法院文化建设,对于法官集体所应共同持有的意义系统基本上比较明确,以“为民、公正、廉洁”为核心词汇的司法价值观通过不断的教育、培训,基本上成为法官群体的公开性共识。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法官自治在当下中国既没有历史的文化背景,也没有更多的制度支撑,因此具体到单独的法官个体,理想的司法价值观并没有真正“濡化”。所谓濡化,是指发生在同一文化内部的纵向传播过程,是人与人的文化习得与传承机制。与文化濡化相对应的是因为外部压力的存在而产生“涵化”。在外部的文化压力下,反而是一些非正式的司法态度,决定着法院的某些行为,型构着当下的法院文化现象。有学者提出,非正式的文化态度严重影响司法机构的发展,这种影响以非正式的刺激和限定性施加于法院中的行动者。比如法院文化建设中对于廉政文化非常重视,甚至于有些法院就将廉政文化定位为法院文化,通过书法作品、文学艺术作品、演讲比赛、廉政标语、廉政手册等方式推广廉政文化,但仍有一些法官接受贿赂,黑箱操作,引发枉法裁判,并为社会所诟病,从而导致法院权威下降。非正式的文化态度往往是外部文化涵化后形成的,如丹尼尔·J.比尔研究了罗马尼亚和捷克的司法文化后,提出了一个观点,“那些不相信立法机关和机制能够保护他们利益的法官很少觉得自己是独立的,于是也就不太愿意反对法院中的腐败行为。”

   因此,借助新一轮司法改革对于法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司法行为的保障等制度推进,新的文化实践应该有新的侧重。

二、新的法院文化实践轨迹

   2014年之后,笔者观察到的法院的文化现象是:“法院文化建设”词汇出现的概率明显偏低,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文化意味明确的关键词。目前可以归纳出的是:邹碧华、国家图书馆人民法院分馆、机关文化建设、法院文艺、中国法院博物馆新馆、向宪法宣誓等。具体的时间点如下。

   2014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上海看望、慰问邹碧华同志家属时强调,要大力宣传学习邹碧华同志先进事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公正为民、敢于担当、勇于创新、崇法尚德,坚定理想信念,凝聚法治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积极贡献。之后,邹碧华被追授“全国模范法官”,相关学习活动在全国开展。2015年6月30日,国家图书馆人民法院分馆正式开馆。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出席开馆活动并强调,各级法院要以国家图书馆人民法院分馆的开通为契机,充分利用好图书馆的各类资源,大力推进学习型法院建设,加强学习型法官的培养,促进法院文化繁荣发展,为司法事业长远发展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宝贵的智力支持。2015年7月29日,周强院长提出要加强机关文化建设,进一步激发广大干警的工作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围绕以人为本、凝心聚力抓党建,积极推进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机关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凝聚广大干警思想。要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大力开展“网络党建”工作,充分利用国家图书馆人民法院分馆等资源,加强网上法院文化家园等载体建设,积极运用信息化平台为干警学习和办案提供服务。2016年1月,周强院长出席繁荣法院文艺创作工作座谈会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造导向,弘扬法治精神,大力加强和繁荣法院文艺创作。要着力聚焦法治、法院、法官主题,努力创作更多更好的法治文艺精品力作。之后话剧《邹碧华》、电视剧《小镇大法官》、电影《知心法官》、微电影《一场雾霾引发的官司》等法治文艺作品不断推出。同样是2016年1月,中国法院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周强院长指出,中国法院博物馆新馆的建成,是最高人民法院大力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传承中华司法文化、展示法治发展成果、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6年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任法官宪法宣誓活动。2016年4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政法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上发言强调,要切实加强各级法院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要牢牢把握法院工作的专业性要求和职业特点,要坚持“以文化育人”,大力加强法院文化建设,以广大干警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宣传优秀法官的感人事迹,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上述文化实践,构成了新的法院文化行为趋势:即局内人文化的进一步建构,以及如何让局内人文化更为局外人接受,并借此影响局外人。作为新的法官形象的邹碧华法官,可以强化法官群体对于自己职业身份的确认和认同;对外开放的新博物馆,抑或是法院文艺,则更注重文化产品的能动性和扩散效用。

   (一)法官中的先进代表—邹碧华

   一般而言,一个组织中的先进人物,除了强化该组织文化中的基本价值观外,还具有使成功具有可能性、提供榜样、对外作为组织的象征、树立组织独特的魅力、激励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以及建立工作标准等作用。在邹碧华之前,法院也推出了若干模范人物,包括宋鱼水(辩法析理胜败皆服)、陈燕萍(情法辉映曲直可鉴)、詹红荔(爱民为民情铸和谐),这些在基层法院完成审判行为的法官,各有其可歌可颂之处,但这些典型的推出,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凸显其作为裁判者的公正、中立、理性的形象,更多以“情”“爱”等道德符号出现,凸显了“为民”“亲民”的司法价值观,不足之处是法官的职业形象并不鲜明。邹碧华,无论其被冠以何种符号,“司法改革的燃灯者”,还是“公正为民,敢于担当的好法官”,其职业轨迹代表着法院组织的核心群体—法官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行为规范,并且获得法律职业共同体(尤其是律师界)的广泛认可。邹碧华作为法官的优秀代表,与之前的优秀法官一起,共同构成了丰满而多元化的法官群像,表现出的是法院的文化观点和态度。这与国外法律文化研究的态度也基本吻合。

0.43.jpg

邹碧华前往上访人员家中进行现场查看

   最早一批研究法律文化的美国学者中,弗里德曼把法律文化划分为内部法律文化和外部法律文化。“外部法律文化是一般人的法律文化,内部法律文化是从事专门法律任务的社会成员的法律文化。每个社会都有法律文化,但只有法律专家的社会有内部法律文化。”按照他的观点,内部法律文化就是法官、律师、议员等法律行为人的共有文化,他们的相互作用使得外部对法律制度的要求转化成为法律。弗里德曼对内部法律文化的分析,与英美法文化背景相吻合,因为在英美法系国家中,法官、律师、检察人员,直至法学教授,是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他们才可能拥有一致的内部法律文化。弗里德曼关于内部法律文化的表达,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法院文化作为内部法律文化,通过法官的职业活动,是可以影响法律事务、公民对法律的态度、公民对诉讼的情愿程度以及法律在一个国家中的影响程度。因此,关注并推广法官的职业行为,并推出足以代表该职业行为立体图像的英雄人物,是应有的文化态度。

0.39.jpg

中国法院博物馆 摄影 张晔

   (二)坐落于北京正义路上的中国法院博物馆新馆

   笔者发表于《人民法院报》的文章《如何建构具有治理理性的法院博物馆》,对于法院博物馆新馆给予了充分的学理肯定,并直言“法院作为法院博物馆的生产者,将自己对法院组织、法院行为以及法院职业者(法官)的理解和意图题写在博物馆的馆藏、布展中,这种公开的展示活动是一种文化实践,它区分了法院审判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的不同。更有意义的是,通过引发参观者思考法治的观念、司法的理想、法院的行为标准,发现与理解法院文化,达成组织参观者自我意识的文化创造的能力,让普遍意义上的社会行动者能够理解并接受法院的文化实践,最终造就新的文化权威。这种权威,也势必会转变为构建司法权威的实践”。尽管新馆在布展上仍有待探讨,但位于公共空间的、开放的、易于接近的新馆,将之前更多象征着法院权力的临时馆改造为教育民众、能够改变民众法治信仰的法院文化新设施,意义重大。

   (三)法院文艺

   文学艺术作品,是文化最为直观的构成要素。之前法院文化建设中,各级法院都会以书法、摄影、绘画、诗歌、演唱等文学艺术形式,号召法官的参与。在笔者的理解中,这种文化建设的模式,更多是通过审美的活动,教育、感化法院内部人员,并通过一些共同进行的活动,激发法官以及法院工作人员的凝聚力。因此,这些文化活动,所产生的效用主要在于法官群体的自我实践、自我修养。各种与审美有关的文化活动,实际暗示了一种程序,用其所提出的理想人格来改变主体。这种文化努力,尽管有些没有达成预期的效果,但无论如何,即使不是法官这一职业主体,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更多地参与文学艺术活动和实践,对于自身人格的完善仍然会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一种自愿的精英自我塑造的形式。

0.42.jpg

中国法院博物馆部分展品 摄影 张晔

   新一轮的法院文化实践的不同之处,在于通过新媒体的各种媒介,以影、视、剧等形式将法院、法官的文学艺术形象传播给大众。如果说之前法院文化建设在法院内部开展的各种以审美为中心的文学艺术活动是精英文化,新一轮的法院文化实践则更加关注如何将“精英化的法院文化”融入“大众文化”之中。恰如周强院长2016年5月31日在《法治天下》开播一周年座谈会上所强调的,“讲好法治故事,传播法治好声音,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的转型实践,并非是对之前法院文化建设成果的否定,相反是建立在受众能够以及愿意接受基础上的文化实践。独特的法院文化模式与文化产品,与检察文化、公安文化等共存,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类于政法文化的理论范畴中,但这种文化的多元性恰好说明,我们不能执着于所谓的文化独特性,相反,如果意欲使法院文化获得认同和接受,就应关注社会中不同主体对法院文化作品的选择、再利用的不同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近一段时间里,公安、检察、法院系统不约而同加强各自文化的影视化,各有突出,虽各有优劣,然而笔者看重的却是其对社会中法治文化养成的合力价值。


三、多元化法院文化实践

   从之前的法院文化建设,到当下的多元化法院文化实践,在笔者看来,是一个逐步深入到文化本质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些认知的误区也是可以理解和被容忍的。比如过分强调法院文化的应然世界,认为法院文化就是处于支配地位并用以控制法官行为模式的思想和价值系统,却又苦于无法找到通往这个理想的应然世界的钥匙。又比如,津津乐道于法院的物质文化,认为只要将所有的文化活动有形化后,就建设了法院文化。无论如何,只有更加关注作为实践的法院文化,或者说进行更加多元的文化实践,或许才是从实然世界升华到应然世界的更为可行的逻辑。

   以法官宣誓仪式为例。2016年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任法官宪法宣誓活动。在此之前的2013年12月4日,第13个全国法制宣传日,最高人民法院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等501名法官面向国旗宣誓,郑重承诺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奋斗。向国旗宣誓,这主要源自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12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宣誓规定(试行)》。誓词也以“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开始。而向宪法宣誓,则以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为依据。誓词也有所改变,以“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开端。从面向国旗到面对宪法宣誓,这个转变在笔者看来意义深远,以宪法代替其中的变化在于:从对国家的忠诚与信仰,转向对代表最高法治理念的宪法的忠诚与信仰。因此需要全面部署与规划,具体方法笔者非常赞成涂勤政的观点,“需要全面、规范、统一的宣誓誓词布置方式”,不能随意。

   法院之所以成为法院,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所言:“法院的魅力在于每位法官。”多元化的法院文化实践也是以法官为核心群体,围绕法官的审判行为进行的。过分夸大法院的司法审判职能,或者弱化法院的审判活动,都是法院文化实践中应当避免的。前者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革,有一段时间的目标就是使司法系统在功能上强大,以接纳和处理更多的案件。但这些改革措施,导致了过分效率化的司法结构,使得与效率成负相关的公正减损,造成民众司法信任感下降,继而导致效率目标也无法实现。

   最后,笔者再次强调,法院文化是法院的经验,它不断突出法院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不一致,然而它的迷人之处恰好也在于,当我们谈论法院文化中所暴露出的局限性和不完美时,恰好是我们对于法院意义的思考与实践。因此,法院文化常提就会常新,因为它是将法院的司法知识与法院的善良制度融为一体的实践方式。

0.44.jpg

中国法院博物馆部分展品 摄影 张晔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隐私政策  |  网站地图  |  意见反馈  |  不良信息举报  |  投稿信箱  

关注《中国审判》
Copyright © 2012-2021 www.chinatrial.net.cn All Rights Reserved.
邮编:100745 联系电话:010-67550570 杂志社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
《中国审判》杂志社 版权所有 京ICP备13051393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