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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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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审判》2018.10 200 出版日期:201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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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律师维权惩戒 实现诉讼服务新跨越(专题)

编者按

   律师制度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律师兴则法治兴,法治兴则国家兴。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诉讼权利和规范律师参与庭审活动的通知》。《通知》着眼于构建法官与律师之间彼此尊重、相互支持、相互监督的良性互动关系,重点对庭审阶段的律师权利保障和执业行为规范进行了规定,使律师参与庭审活动更加有章可循。

   为此,我们专门采写了这组文章,并特邀了几位著名法律学者对《通知》进行深入解读,同时还有地方法院、律协交流典型经验,以飨读者。

律师执业的边界

文 | 本刊记者 沈洋

201826日上午,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周某等人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一案,殴打北京律师顾某某、王某某的10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涉嫌犯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东宝法院经审理后当庭宣判,殴打北京律师的10名被告人均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刑罚,侵犯律师执业权利和人身安全的不法分子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此案是众多律师维权事例中的一个缩影。

2015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后,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制定了《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也分别下发通知,对贯彻落实工作作出专门部署。201512月,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开通律师服务平台,实现了网上立案、网上阅卷、案件查询、电子送达、联系法官等功能,为律师行使执业权利提供便利条件。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诉讼权利和规范律师参与庭审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着眼于构建法官与律师之间彼此尊重、相互支持、相互监督的良性互动关系,一经出台便受到律师行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创新规定

律师执业权利不仅是律师依法履行职责、发挥职能作用的基础和前提,更是当事人权利的延伸。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关系到律师作用能否得到有效发挥,关系到当事人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维护,关系到国家法律能否得到正确实施。

中央政法各部门高度重视维护律师执业权利,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律师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在维护律师执业权利上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新机制、新做法,持续优化律师执业环境,让律师执业权利更有保障。

特别是在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严格落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各项措施,建立完善诉讼服务中心,依法保障律师知情权、阅卷权、出庭权和辩论辩护权等,保障律师审判阶段执业权利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为律师依法执业提供更多便捷便利,受到广泛好评。

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尔怡是一位相对年轻的律师,他告诉记者,立案、申请调查令、阅卷等这些曾经让律师往返奔波的工作,如今都可以借助互联网完成;很多法院还专门设立了更衣室,供律师进行庭前准备。这些举措从细微处着手,极具人文关怀,体现了人民法院对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一员的尊重和理解。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表示,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法官对律师正当的发问、质证和辩论辩护等诉讼权利不能充分尊重和保障,随意打断或制止,致使律师在庭审中职能作用无法有效发挥;特别是个别基层法院对律师采取责令退出法庭或强行带出法庭等措施,不仅影响了法官与律师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更影响了诉讼活动顺利进行,损害了司法公信力。

在此背景下,《通知》的出台,可谓是恰到好处、恰如其分,彰显律师维权工作的与时俱进。“为解决这些问题,对人民法院保障律师审判阶段诉讼权利作出进一步规定很有必要,这个通知是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又一项创新举措。”吕红兵说,对庭审阶段律师执业权利保障专门作出规定,对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和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多措并举保障律师诉讼权利

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角色之一,是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是国家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政法机关的重要职责和法定义务。

《通知》重点坚持问题导向,明确要求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应合理分配诉讼各方发问、质证、陈述和辩论、辩护的时间,充分听取律师意见;对律师在法庭上的正常发问、质证和辩护代理意见,不随意打断或者制止;对律师违反法庭规则的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警告、训诫,确有必要时可以休庭处置等。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审法官汤志勇认为,法官要秉持专注的心态,合理分配各方发言时间,充分尊重和保障律师发问、质证和辩论辩护等诉讼权利,不随意打断或制止律师发表意见和观点,树立公平、公正、公开的法官庭审良好形象,以期共同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定分止争,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据介绍,这些新规定、新举措都是针对律师在诉讼活动中最关心的权利保障问题出台的,较以往的规定更加具体、明确,操作性也更强,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律师诉讼权利。

政法各部门在过去的一系列实践中认识到,想要把法律规定的律师执业权利真正落实到位,需要针对司法实践中律师反映较多的问题,将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化、程序化,使律师和司法人员的各项诉讼活动都有章可循。

作为律师行业主管部门,司法部高度重视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工作,着力从制度机制建设方面入手,为做好律师维权工作起到了主心骨的作用。

201729日,司法部制定并印发了《关于建立律师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方案》的通知,要求各地建立健全律师工作联席会议制度;2017414日,司法部、全国律协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共同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各律师协会建立健全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

全国律协先后制定并印发了《律师协会维护律师执业权利规则(试行)》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维护律师执业权利中心工作规则》,明确规定维权案(事)件分级处理工作机制,针对维权案件的不同情况制定相应的处置工作措施,指导地方律师协会积极开展维权工作。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目前各级政法机关普遍在官方网站、办公场所公开了受理律师维权申请的机构名称、电话、地址;地市级以上律师协会全部成立了律师维权中心,明确专人负责接待受理、线索移交、调查核实等工作,律师权利受侵害后投诉不畅的问题从此得到了有效解决。

同时,部际层面和各个地方普遍建立了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律师工作联席会议,加强各成员单位信息共享、整体联动,形成了共同维护律师执业权利的工作格局。

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律师业务处处长刘建东对记者表示,去年以来,司法部就网上反映的律师维权有关案件,先后向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部门进行了反映,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几起重大维权案件,有的已经妥善处理,有的正在进行调查处理。

山东、安徽等地律师协会建立了律师与法官良性互动机制,解决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遇到的歧视性安检、阅卷难等问题。上海、天津等地律师协会与市高院、市检察院通过座谈沟通,推出律师“一卡通”服务,实现执业律师免安检、刷卡直接进入法院以及现场确认代理关系功能,让律师执业更加便利化。

2017年以来,经过各级政法机关和律师协会的共同努力,律师维权工作制度日趋完善,维权工作机制日益健全,各项保障律师权利措施得到有效落实,全社会尊重和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氛围进一步形成,律师执业环境得到较好改善。

规范行为与保障权利并肩前行

法庭上的一切行为,都有其规范。规范执业行为和保障执业权利是辩证统一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权利和义务一致性的体现。维权和惩戒工作,是加强律师队伍建设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因此,《通知》除了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之外,也对规范律师参与庭审活动作了相关规定,比如对律师通过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依法维权提出要求,主要目的是发挥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维权职能,有助于律师执业权利得到及时有效维护。

此前,备受瞩目的杭州保姆纵火案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出现了戏剧性一幕:被告人莫焕晶的辩护律师党琳山因管辖权异议未被采纳等原因,在未经合议庭同意的情况下离开法庭,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事后,广州市司法局曾发通报称对党琳山退庭一事进行调查。201823日下午,广州市司法局发布情况通报称,给予党琳山律师停止执业六个月的行政处罚。

根据《律师执业管理办法》规定:无正当理由,拒不按照人民法院通知出庭参与诉讼,或者违反法庭规则,擅自退庭的,依照相关规定予以行政处罚。因此,庭审开始后,律师应该服从法庭的安排,擅自退庭的行为显然是错误的。

在做好个案惩戒的同时,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各律师协会更加关注律师行为规范制度的完善,不断强化执业监管,使律师惩戒工作从“宽松软”全面走向“严紧硬”。

司法部成立了律师惩戒委员会,负责研究制定律师行政处罚相关规章制度,指导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开展行政处罚工作。各省级、地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建立了律师调查委员会和惩戒委员会,负责行政处罚调查、听证、执行等工作。

司法部和全国律协先后印发了《司法部关于加强律师违法违规行为投诉处理工作的通知》《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惩戒工作的通知》,确立了让律师协会挺在前面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律师协会的自律管理作用。

全国律协修订并印发了《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试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投诉中心工作规则》,各地律协在此基础上,对本地区制定的处分规则与规程进行了修订,筑牢织密律师执业活动监督、激励、约束规范体系。

北京、天津、湖北、广西、四川等地律师协会采取专门委员会委员、理事代表到投诉中心值班的方式,通过现场办公或电话连线与中心工作做好衔接。上海、辽宁等地还采取“互联网+”的工作模式,在处理紧急案件时通过微信、电子邮件等网络化方式办公,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处理每一起投诉案件,加强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活动监督管理,有效促进了律师依法规范诚信执业。

构建法官与律师新型职业关系

建立律师与司法人员新型关系是近年来政法队伍建设的重要努力方向。

据了解,各级政法部门普遍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加强与律师的沟通交流,主动听取律师对保障执业权利、改进司法工作的意见建议,增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的相互理解和认同。目前,律师与司法人员之间平等相待、彼此尊重、相互支持、相互监督的良性互动关系正在逐步形成。

“律师对法官的尊重程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法治发达程度;法官对律师的尊重程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司法公正程度。”“燃灯者”邹碧华生前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2010年初,他亲自起草并主导推出了《法官尊重律师十条意见》,其中包括庭审中法官不得随意打断律师发言,不应当着当事人的面指责、批评律师,更不得向当事人发表贬损律师的言论等。

京鲁律师事务所主任郝纪勇认为,法官和律师并不是对立或对抗的关系,二者都是法治社会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同为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法官与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个终极目标上,二者具有完全一致的价值取向。

“如果在庭审中,法官能够用更多目光注视律师发言而不是埋头看卷,在打断重复陈述后即总结复述律师观点,传递出重视、倾听、领会的更多信号,庭审就会少一分权利被限制、少一分对抗不信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刘史丹说,“一个组织有序、繁简得当、融洽高效的庭审,是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最好环境。”

“庭审中个别法官对律师正当的发问、质证和辩论辩护等诉讼权利不能充分尊重和保障,随意打断或制止,律师在庭审中职能作用无法有效发挥。”北京市双利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孙莹说,“本次《通知》着眼于问题解决,旨在使解决这些问题有章可循,有利于引导法官与律师建立彼此尊重的良性互动关系。”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吴健莉表示,《通知》不仅体现了国家对律师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对法官的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法官在尊重律师、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同时,也希望得到律师的理解和支持。

“法官应当引导律师围绕案件事实提问,并紧扣争议焦点提出自己明确的观点。”汤志勇认为,对于律师违反法庭纪律确有必要警告、训诫或制裁的,法官应当注意方式方法,不能简单粗暴,要做到依法有理有节。


依法保障审判阶段律师执业权利规范律师参与庭审活动

文 |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 王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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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对依法保障律师审判阶段执业权利,规范律师参与庭审活动作出了进一步部署。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又一项创新举措

律师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法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程度,关系到当事人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维护,关系到法律能否正确实施,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能否顺利实现。

中央高度重视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中央政法各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范性文件,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制度机制不断健全,律师执业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特别是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严格落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各项措施,建立完善诉讼服务中心,依法保障律师知情权、阅卷权、出庭权和辩论辩护权等,会同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建立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保障律师审判阶段执业权利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受到了广大律师的广泛好评。

但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基层人民法院审判阶段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有个别法官对律师的正当发问、质证和辩论辩护等诉讼权利不能充分尊重和保障,随意打断或制止,律师在庭审中职能作用无法有效发挥。特别是个别基层法院对律师采取责令律师退出法庭或者强行带出法庭等措施,不仅影响了法官与律师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更影响了诉讼活动顺利进行,损害了司法公信力。

为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对人民法院保障律师审判阶段诉讼权利作出进一步规定。

《通知》是多年来中央政法部门专门针对庭审环节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第一个规范性文件,是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又一项创新举措、重要举措,充分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对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高度重视、对律师工作的大力支持、对广大律师的关心爱护。

辩护代理是律师的一项基础性业务,律师的职能作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法庭辩论辩护环节。对庭审阶段律师执业权利保障专门作出规定,有利于充分发挥律师在庭审中的职能作用,对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和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在保障庭审环节律师执业权利方面作出具体规定

针对审判阶段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存在的突出问题,《通知》提出以下几条措施:

一是充分保障律师庭审中各项诉讼权利。《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要尊重和保障律师诉讼权利,严格执行法定程序,平等对待诉讼各方,合理分配各方发问、质证、陈述和辩论、辩护的时间,充分听取律师意见。对于律师在法庭上就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正常发问、质证和发表的辩护代理意见,法官不随意打断或者制止。

二是尊重律师。《通知》要求,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法官应当尊重律师,不得对律师使用侮辱、嘲讽的语言。

三是慎重采取强制驱逐出法庭的措施。《通知》要求,法官认为律师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违反法庭规则、法庭纪律的,应当依法给予警告、训诫等,确有必要时可以休庭处置,除当庭攻击党和国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不采取责令律师退出法庭或者强行带出法庭措施。《通知》同时对司法警察文明执法提出要求。此项措施不仅有利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对维护司法机关形象也很重要。

四是完善律师执业权利救济机制。《通知》提出,律师认为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可以向相关人民法院或其上一级人民法院监察部门投诉、举报,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并及时将处理情况答复律师本人,同时通报当地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对社会关注度高的行为,应当公布结果。此条规定明确了审判阶段律师执业权利的救济渠道,同时也明确了人民法院在维护律师执业权利方面所负有的职责。

明确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建立维权分级分类处理机制

20174月,“两院三部”和全国律协联合印发通知,对建立健全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确保律师执业权利受到侵犯后第一时间受理、调查、处理和反馈作出部署。机制建立以来,在维护律师执业权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从前一阶段机制运行情况看,存在司法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沟通不畅、跨地区律师维权事件难以有效处理等问题,特别是一些律师维权与违规行为交织的重大复杂事件,需要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妥善处理。

为解决这些突出问题,《通知》进一步完善了律师维权机制,对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共同建立分级分类处理机制提出要求。

一是当地律师维权事件由所在地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按有关要求依法及时作出处理,能即时纠正的应当依法立即纠正。

二是对于跨区域的律师维权事件,行为发生地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向注册地司法行政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由注册地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处理。

三是对于跨省(区、市)的律师维权与违规交织等重大复杂事件,可以由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律协,必要时商请事件发生地的省(区、市)党委政法委牵头组成联合调查组,负责事件调查处理工作。

《通知》于2018421日印发后,司法部、全国律协高度重视、迅速行动,于423日组织召开了全国律师维权惩戒工作专题研讨班,学习宣传《通知》精神,部署贯彻落实举措。接下来,全国律协还将进一步认真组织各地律师协会和广大律师学习把握文件精神,充分认识《通知》对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积极意义,正确理解《通知》有关规定,结合律师工作实际,做好贯彻落实工作。


维权与惩戒并举 首善标准创一流

文 | 本刊记者 沈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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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律协召开权益保障工作新闻通报会

北京律师人数多、层次高、影响大、思想活跃、权利意识强。如何做好北京律师维权与惩戒工作,让他们更有尊荣感,确保首都律师队伍稳定?北京市司法局副局级领导、北京市律师行业党委书记王群认为,律师维权工作可以分为“宏观维权”和微观“个案维权”。“宏观维权”即优化律师执业环境、拓展业务领域的工作,微观“个案维权”即确保律师在案件代理过程中人身、财产、名誉和执业权利不受侵害。这两方面工作必须同步统筹,协调推进,律师维权工作才能发挥综合效能。

履职保护让律师更有职业尊荣

为实现维护律师执业权利渠道畅通、快速受理、联动处置,认真落实中央有关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工作部署,北京市律师协会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司法局等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处置机制的通知》,通知明确了维护律师执业权利的范围和途径,健全完善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受理机制和联动处理机制。

据了解,2017年底,北京市朝阳区、丰台区、东城区、门头沟区等已建立了快速处置沟通机制,北京律协将会继续推进此项工作在全市范围达到全覆盖。

北京市律师协会权益保障委员会主任李法宝告诉记者,201732日,北京律协举行了“维护律师执业权利中心揭牌仪式”。201738日,北京现有的12个区律协已经全部完成“维权中心”的组建工作,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律协“维权中心”建设的全覆盖。

截至20183月,北京律协维权中心直接受理和协调维权案件23起,接待来访人员24人次;工作人员共接听咨询电话281个,律师申请维权电话38个;维权信箱收到维权电子邮件36封。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就是要人性化地从细节上为律师依法履职提供便利。2016617日,北京律协与北京市工商局档案中心召开座谈会。经过协商,双方就便捷北京律师查询工商企业档案达成一致意见,北京律师在律师事务所内凭本所的CA数字证书(2017年改为法人一证通)即可在网络上查询企业信息,避免了到现场排队查询,节约了办案成本。

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自201841日起,北京取消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全市律师法律服务收费全面实行市场调节价。“这是北京市深化律师制度改革、优化律师执业环境的一件大事,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北京市司法局律师综合处处长兼市律协秘书长萧骊珠说。

在以往的民事案件中,调查取证难的问题时常出现。为此,北京市司法局与北京高院等联合制定了实施细则。今后,北京律师有权到有关部门查询人口、房产、企业、股权、婚姻等信息,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令。有了这把“尚方宝剑”,律师取证难、调查难的问题有望彻底解决。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截至20183月,北京律协已经与全国23个省市签订了权益保障互助合作协议,进一步完善跨区域个案维权协作机制,畅通跨区域的律师维权渠道,为切实维护律师执业合法权益提供有力保障。

严守底线  规范律师执业行为

维权是律师行业永恒的主旋律,也是律师制度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律师违法违规惩戒与律师执业权利保障都是律师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二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随着北京律师队伍日渐庞大,投诉案件的类型及性质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逐渐由过去简单的涉及民、刑案件向复杂、新型案件转化,这也对北京律师行业惩戒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高子程对记者表示。

伴随着律师管理体制的不断发展,具有北京特色的律师队伍监督制约机制也日渐完善。据了解,为了让群众更方便地反映问题,北京律协于20173月正式成立了“投诉受理查处中心”。记者登录官网平台发现,投诉中心不仅提供投诉邮箱、电话和地址,还明确了工作职责,后续工作人员也将对投诉及时跟进。

在投诉案件查处过程中,北京律协始终遵循公平、公正的工作原则,统一工作标准与尺度。其中,特别是对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中所认定的事实,协会直接予以认定并依据有关规定作出处分决定;对律师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罚的,根据北京市司法局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决定,协会直接取消其会员资格,不再重复调查。

据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高警兵介绍,投诉中心自成立以来运转顺畅,有效提升了行业协会在群众中的认知度,律师协会服务社会的功能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2017年,中心共接到投诉559件(次),接到各区律协报送的建议给予行业纪律处分案件62件,立案78件,审结78件(含2016年未审结案件)。

据悉,2017年,北京律协共召开听证会49次,分别对21家律师事务所和33名律师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行业纪律处分,并按照有关规定,在首都律师网站对受到公开谴责(含)以上行业纪律处分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予以公开通报。

“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首善标准的持续贯彻,将会让越来越多的律师感到温暖。下一步,北京律协将坚持“举旗”与“亮剑”并重:一方面,继续积极为律师优化执业环境、拓展业务、依法执业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对少数违规违纪律师,必须严查快处,决不护短,充分调动和激发绝大多数遵纪守法律师依法、诚信、规范执业的内在动力,不断开创北京律师工作新局面。


“互联网+审判”助力上海诉讼服务升级

文 | 本刊记者 沈洋

“希望让律师的执业环境越来越好。”这是邹碧华在去世前一天发出的最后一条微信朋友圈留言,时间永远定格在20141291145分。这是他对当天试运行的上海法院“律师服务平台”写下的寄语。这句话,在很多律师心中成为永恒。

网上服务减少律师跑腿、“绿色通道”解决律师进门难题、设置休息室为律师提供便利……近年来,上海法院出台各种措施,大力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加强法官律师间良性互动,积极推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

网上服务平台让律师少“跑腿”

提交诉状、递交证据材料、申请调查令、阅卷……这些曾经让律师往返奔波甚至“跑断腿”的工作,如今都可以借助互联网完成。201515日,上海法院律师服务平台正式启用。这是全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全程在线直接立案的网络平台,也是全国法院第一家为律师量身定做、涉及诉讼审判执行全过程的综合性服务平台。

“互联网+”时代,司法领域的信息化改革推进迅速。平台自开通以来已为律师提供网上立案178008件,立案成功率高达93.91%,真正实现了律师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立案等诉讼活动。201782日,上海高院又将该平台向全国律师整体开放。

回忆平台建立之初,在打通网上交费环节上所作的诸多努力,上海高院信息管理处处长曹红星对此深有感触:“网上支付需要获得相应的权证,这中间有很多程序都要做好衔接。时任邹碧华副院长分管信息化工作,前后找银行和相关部门开了多次协调会和座谈会,以寻求突破口,最终解决了网上交费难题,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网上立案打开了通道。”

在上海中沃律师事务所,律师瞿国剑打开律师服务信息平台,输入一卡通信息认证登录,直接上传事先扫描好的证据材料,几百件案子一个晚上就能搞定。他告诉记者,以前去法院立案大厅办理,即便和法官约好,也得花费几天时间。

“网上开扇窗,办案亮堂堂。”在原告律师网上立案或被告律师申请确认代理关系之后,平台会立即在相关数据库中自动检索律师所代理的本方当事人在上海三级法院的案件基本信息,并推送给律师,便于律师全面了解本方当事人在上海三级法院的涉讼状况。截至2018331日,律师服务平台智能推送关联案件信息599771条。

“网上阅卷”功能的设置同样也得到了律师们的肯定。记者了解到,律师通过平台向人民法院提出查阅申请,经职能部门审核回复后即可根据动态口令进行登录查阅。当事人通过平台下载打印的材料覆盖有“复印件”水印和加注的上海法院电子档案证明专用章,具有与档案原件同等的证明效力。

上海市司法局局长陆卫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律师服务平台是人民法院与律师之间衔接联系互动的重要平台,上海司法行政机关和上海市律协作为平台的协办方,将一如既往地配合上海法院,及时收集、研究律师在使用过程中反馈的意见和建议,共同促进律师服务平台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推进‘互联网+’诉讼服务建设,提高了律师的工作效率,保障了律师的执业权利,从而最终维护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这也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愿景。”时任上海一中院院长陈立斌说。

构建法官与律师新型职业关系

辩护权是辩护律师开展执业活动的基本权利。证人出庭,体现审判的直接言词原则。以往的案件庭审中,受客观因素和主观思想的影响,证人出庭率并不高,证据大多只是书证、物证。

2016831日,上海二中院刑一庭开庭审理范某运输毒品一案。为迅速查明该案的侦破及抓捕经过,保障被告人及辩护律师的辩护权利,法院启动了关键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机制。庭审中,该案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并接受控辩双方及法庭的询问,为合议庭查明相关犯罪事实及被告人的供述情况提供了重要依据。

“十几年的执业生涯中,细数自己参与辩护过的刑事案件,有证人出庭作证的少之又少,而让侦查机关人员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我更是第一次遇到,法庭这一举措十分值得赞赏和推崇。”本案辩护律师陈海洲感慨地说。

除了依法保障律师辩护权,上海二中院还在法庭区设立了律师休息室,提供饮水、上网等必要设施,为律师的庭前准备工作提供良好环境;同时,设立律师阅卷室,为律师阅卷、查看庭审录像、光盘刻录电子档案提供专门服务。

记者了解到,前来开庭的律师进入法院时,只需要在法院大厅的“律师二维码通关系统”上扫描手机中的二维码,无需再出示律师证,便可畅通无阻进入法院。这套系统改变了律师进法院需要出示律师证或律协会员卡的现状,从而进一步简化了律师和法院双方的工作流程,实现律师进出法院时的快速“通关”。“很方便,以后进出法院不用再掏证件了,效率提高了。”朱建平律师说。

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中,律师参与调解、和解工作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律师作为当事人的法律顾问或代理人,其“润滑剂”的角色尤为关键。为此,上海二中院在实施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中,积极探索二审程序中代理律师和解工作。通过柔性的纠纷化解方式,避免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产生严重的对立情绪,理性化解矛盾,同时缩短了诉讼流程。

据介绍,2015年上海二中院已与上海市律协达成《关于律师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合作备忘录》,从推动诉讼材料标准化工作、加强律师与法官助理工作衔接、加大对律师参与诉讼的保障力度、建立律师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的激励机制等方面开展合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和解工作初步显现成效,律师参与案件和解的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俞卫锋说:“律师是法律共同体的黏合剂,能同时与公检法司进行业务衔接、信息沟通。我们要利用新技术,把分散在各个法务领域的碎片化业务功能和服务功能逐步整合到一个平台,让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更加紧凑、便捷、高效。”


开启律师诉讼直通车的“天津实践”

文 |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张荷

近年来,天津法院严格落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各项措施,建立完善诉讼服务中心,制定标准化文件,规范庭审及司法公开各项流程,依法保障律师知情权、阅卷权、出庭权和辩护辩论权等;会同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建立联席工作会议及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推行律师调查令完善律师收集证据制度

证据是诉讼的基石,是法院定案的依据,然而调证难一直是困扰律师和当事人的一大难题。为化解这一困境,最大限度保障当事人诉权及律师执业权利,201711月,天津高院会同天津市公安局、司法局等12家单位联合签发了《依法保障律师调查权若干规定》,在全市推行律师调查令制度。随后天津高院制定并印发了《关于在民事诉讼中实行律师调查令的若干规定》,在全市法院统一了律师调查令样式,规范了申请、签发和使用律师调查令的条件及程序,同时上线网上签发流程,实现了调查令的填报、审核、签章、打印在线一体操作。

天津高院副院长张勇介绍,“律师调查令不是一项新制度,全国各省都有尝试,但各地的模式略有不同。天津出台的调查令制度依托的是天津市委政法委牵头13家单位会签的《依法保障律师调查权若干规定》,有前期会商的基础,因此制度运行中的配合程度比较有保障,一旦出现问题有沟通协商的平台。”

刘鹏是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的一名员额法官,他所在的部门主要审理家事案件,经常需要到银行或房管部门调取相应证据。之前,往往一个案子出去调查就需要花费半天时间,最多的时候刘鹏一周要往银行跑三四趟,有时案子忙不开,调查就只能往后拖。调查令制度出台后,取证的效率得到了大大提升,同时也减轻了法官一部分工作量。“这是件双赢的事。”刘鹏说道。

调查令制度也受到了律师群体的广泛欢迎。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律师协会副会长才华指出,天津高院关于在民事诉讼中实行律师调查令的规范性文件出台以来,为律师履职提供了便利和保障,对于缓解律师调查取证难现状,助益司法调查效率提高有积极意义。而且运行整体效果超出预期,一些会签单位之外的部门也能认可调查令效力,并予以配合,调查令的社会认可度会随着实践增多而不断增强。

据统计,截至今年3月,天津市三级法院共签发调查令781份,顺利完成调查取证的有589份,占比约75.4%;有62份尚在调查中;有130份未能完成调证,占比约16.7%;其中因接受调查人不配合而未完成调证的有83份,占未完成调证数量约63.8%,占已签发律师调查令数量约10.6%。总体来说,律师调查令制度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开通律师一卡通 方便律师参与诉讼

对于依法出庭履职的律师免于安检是对律师身份的认可与尊重。2017年天津高院、天津市司法局、天津市律师协会会同招商银行天津分行共同研发了“律师一卡通”。自3月起,律师一卡通在全市法院正式开通。天津高院为全市的所有法院各配备了5台读卡器,在诉讼服务大厅安检门、立案窗口、法庭统一安装。持有一卡通,律师可以不经安检,直接进入法院,极大地缩短了律师通过安检的时间,便利了律师参与诉讼活动。

除了免于安检,一卡通还有更多的功能。在立案窗口和法庭,律师只需把一卡通放在读卡器上,即可快速现场确认代理关系。此前立案窗口法官立案和法庭法官审案时,需要手工录入律师的个人信息。一卡通开通后,律师把一卡通放在读卡器上,立案法官即可获取律师信息,存入审判系统,把律师信息与案件信息进行绑定,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减轻了工作负担。通过律师一卡通账号登录天津法院诉讼服务网还可以及时查询案件流程信息,并在网上提交立案材料,经法官初审符合立案条件的,即可网上立案,节省了律师立案在现场排队等候的时间,也可以避免因材料不全等原因多次往返法院的情况。同时,审核通过的网上立案信息重复利用到立案系统,可以减少立案庭法官录入案件信息的工作量。

经由一卡通确认代理关系的案件还可以实现自动错峰排期开庭。以往由于信息不互通,经常会出现传票已经发出却发现律师开庭时间冲突的情况,协调改期费时费力,给律师、当事人和法院都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但有了律师一卡通以后,只要律师在立案或开庭时通过一卡通确认了代理关系,其信息便会储存于全市通用的案件审理系统中,法院在排期时若申请的开庭时间与该律师代理的其他案件有冲突,系统会自动提醒,并显示该律师当天在全市法院的所有开庭信息,便于法院确定合适的时间开庭,以减少律师出庭履职的不便。目前全市法院6005名执业律师中,已有3000多名律师申请办理了律师一卡通,一卡通带来的高效便捷的用户体验也得到了律师们的高度认可。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搭建沟通协调平台

制度的良好实施离不开有效的沟通与协调。天津高院、司法局、律师协会高度重视律师权益保护工作,于2015年建立了由三方组成的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建立以来,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在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出台了《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天津市司法局关于保障律师依法履职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保障律师权益的重要举措。为落实司法部《关于建立律师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方案》,20174月,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国家安全局、司法局等在内的12家单位建立了天津市律师工作联席会议制度,通过会议形式沟通交流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工作情况,研究解决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工作中的普遍性、政策性问题。同时建立快速联动处置机制,对于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突发事件及时协调,快速处理。自20178月以来,天津市律师工作联席会议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三次小型会议,就律师调查令制度的运行情况、刑事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等进行了问题反馈和经验交流,对于推动完善保障律师依法履职的各项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法官与律师之间的相互尊重如何实现?

文 | 《民主与法制》周刊总编辑 刘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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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巧不成书,当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拍摄制作的《阳光下的法庭》电视连续剧正在央视黄金时段热播之时,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诉讼权利和规范律师参与庭审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一边是从现实到艺术的升华,一边是从制度到现实的进步,为了依法治国与公平正义这个宏大主题,都在着力强调乃至努力构建法官与律师之间彼此尊重、相互支持、相互监督的良性互动关系。

《通知》文字不多,一共只有八条,但要求明确、意义深远。既有对人民法院如何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指导意见,也有对律师如何服从法庭规则的具体要求,还有对司法行政机关与律师协会如何维权与处置的工作机制。通过阅读理解,笔者注意到,《通知》首先强调,各级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要尊重和保障律师诉讼权利,明确要求法官应当尊重律师,不得侮辱、嘲讽律师。人民法院要严格执行法定程序,平等对待诉讼各方,合理分配各方发问、质证、陈述和辩论、辩护的时间,充分听取律师意见。对于律师在法庭上就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正常发问、质证和发表的辩护代理意见,法官不随意打断或者制止。

同时,《通知》对法官如何处理律师违反法庭规则的行为,提出了明确而理性的指导意见。《通知》要求,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认为律师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违反法庭规则、法庭纪律的,应当依法给予警告、训诫等,确有必要时可以休庭处置,原则上不采取责令律师退出法庭或者强行带出法庭措施。

同样,如果律师认为法官侵犯其诉讼权利的或者认为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通知》设置了明确的救济程序。为此,这个救济程序对人民法院与司法行政机关乃至律师协会,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可以说,犹如《阳光下的法庭》热播所带来的广泛好评一样,这个《通知》的出台,同样也是一场及时雨、一种正能量。

一段时间以来,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完全理顺,始终存在一种相互紧张、相互隔膜乃至相互指责的状态。为此,笔者在一次专题讨论法官与律师之间相互关系的研讨会上,特意用了四首歌名形容两者之间的关系状态:一是两者的关系是“像雾像雨又像风”;二是律师总是抱怨“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三是法官也是牢骚满腹“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四是双方都渴望“我的未来不是梦”。由此可见,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关系确实已经不是一个老问题,而是一个大难题。

事实上,在法官和律师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既有法官对律师存在职业偏见的情况;也有律师对法官不尊重,甚至诋毁谩骂的现象;更有法官和律师进行不正当交往,吃喝请托甚至违法交易的情形。为此,从中央到地方,从司法机关到司法行政部门乃至律师协会,都作了许多努力,用了不少办法,查了不少败类。可以说,成绩不少,但问题依旧严重。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尴尬。近年来出现的律师与法官“死磕”现象,不仅让社会各界深感忧虑,更让所有法律人心生焦急。解决办法在哪里?制度建设怎么办?

或许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现实的探索,也需要制度的应对。大难题获得最终解决,或许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还有赖于所有法律人从道德伦理上整体提升到立法司法的全面完善。于是,及时推出了简练而明确、具体的《通知》。

通过通读《通知》,笔者看到了最关键的两个字,那就是相互之间的“尊重”。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曾经撰文指出的那样,“律师不与公诉人对抗,反而同主持庭审的法官进行对抗,甚至演变成了‘对手’,律师要‘死磕’法官。社会上有人说现在的律师与法官关系是‘像雾像雨又像风’,深层原因在哪里?要进行深入分析。个别律师不遵守规则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但法官是否也存在小题大做、反应过度的问题?思想深处有无轻视刑事辩护、不尊重律师依法履职的问题?工作关系上有无存在重视法检配合而忽视发挥律师作用的问题?法官是否恪守了司法中立的原则和公正的立场?对此,我们必须认真进行深刻反思。要充分认识到,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一员,是人民法院的同盟军,是实现公正审判、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对个别律师违规发难、无理‘闹庭’的问题,可采取一事一议、就事论事方式,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也就是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进行通报,请他们配合做好工作,不要将这种情况轻易扩大为对整个律师群体的偏见,要充分相信绝大多数律师是具备良好职业素养的,是理性、客观、公正、中肯的,是人民法院可以依靠而且应当依靠的重要力量。”

沈德咏常务副院长强调的是,法官乃至法院应该尊重律师。但是,律师应当如何尊重法庭规则与法官权威,一直没有明确而具体的要求。于是,这个《通知》在首先对法官提出具体要求之后,同样对律师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笔者看来,这个《通知》充分体现了相互尊重的深刻内涵:一是在职权保障上,相互之间有先后却无高低之分,体现为一种相互尊重与包容的关系。作为法律主体,作为诉讼参与人,在地位上都是平等的,在作用上都是一致的。所以,法官要把律师真正作为与自己平等的同行,尊重他们的正常发问和质证等程序权利。司法实践也表明,如果不发挥好律师的作用,无视律师的合理意见,错案发生几率就会上升。同样,律师也要充分利用专业知识和了解当事人真实情况的优势,提出符合事实、于法有据的证据和意见。律师要服从司法机关的正常安排,自觉维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职中的尊严。二是在职能分工上,相互之间有左右却无主次之分,体现为一种相互支持与监督的关系。众所周知,现代刑事诉讼职能的基本结构和原则就是控审分离、控辩对等和审判中立。如何真正做到控审分离与控辩对等,很多时候取决于审判中立,取决于法官对庭审秩序的掌控及其对辩护律师的职业尊重。现在大力推行的审判中心主义,正是为了保证审判效率,实现控审分离与控辩对等。为此,就需要法官与律师之间更有效的相互支持与相互监督。对此,《通知》对法官与律师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三是在职业规范上,相互之间有远近却无内外之分,体现为一种相互交往与交流的关系。法官与律师之间本身就是有关系的,事实上也永远有关系。为此,相互之间需要“正当交往”,需要有规范的交往,有底线的交往。不仅有正当交往,还需要“良性互动”,也就是友好、理性、职业的互动。简而言之,相互之间要有远近之分,要保持距离,要保持分寸。

有鉴于此,《通知》还特别提出了救济程序与惩戒机制。所以,这个《通知》对律师来说,既是权利保障的“尚方宝剑”,也是服从法庭规则的“指导书”,更是违反法庭规则的“紧箍咒”。


律师尊重司法与谨慎司法评论

文 |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许身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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